题图/大唐 copyright三剑客

　　钱，

　　这个我们不愿总挂在嘴边，却又不能离开的东西。

　　它是物质，是现实，是有人嘴里的“俗”，却也是更多人为之奋斗和赖以生存的“条件”。

　　看病，买房，吃饭，穿衣，养娃……很难想象，手里没有钱，要怎么维系生活和家庭。有多少家庭和夫妻因为它发生争执，继而怀疑感情；又有多少人间悲剧因为它的缺失而最终没能避免，让关联其中的人陷入情绪的漩涡和压力的沼泽？

　　所以我想冒昧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收入，你的存款能够支撑多久？

　　其实，这是2020年这场疫情“黑天鹅”下，最受热议的一个话题。

　　“10块钱以上的活动别叫我”。以前这是个玩笑话，但现在可能是认真的了。

　　毕竟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大多数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并没有多少存款。

　　如果你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这个社会的收入是呈“幂律分布”的，极少数的“胜者”赚走大部分人的钱，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二八法则”——20%的人赚走80%的钱。

　　有人在家两年不上班都可以，有的人两个月就不行；有的企业可能停产停工停业1年都没问题，有的可能两个月都扛不过，开始裁员、降薪，陆续有人“被优化”，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失业了。

　　2020年，考验每个国家、企业、家庭和个人的承受力与修复力，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大部分人的消费习惯和心理发生了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

　　而央行4月28日发布的一份问卷调查报告显示，53%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4012亿元。

　　你看，一场疫情，测出了人们的“抗风险能力”和“防御心理”，绝大多数人的消费习惯和心理进一步“去过度化”，花钱不再敢大手大脚：

　　因为，

　　钱，越来越难赚了。

　　最近火爆全网的“摆地摊”梗，映射出的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下的衍生品，是当下市场化的生存之道。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场“后疫情”时代下，军人家庭要面临的是什么困境？我们如何完善现有的制度，来让我们自己，更坚强。

　　军人父母，折射出一个家庭的经济货币化。

　　前段时间，我父亲执意要去武汉找工作，他说，要不再去工作，没钱的日子，家里每月的开支怎么办？我怎么劝说，父亲都不听。

　　无奈，父亲只身去武汉找工作，好在找了一个月3000的工作，但是相比疫情之前，在父亲眼里，这样的工资太少了。3000元的工资，不提供住宿，不提供吃饭，每天干10个小时的体力活，说真的，我为自己在自责，我作为父亲的儿子，却在父亲面临失业的情况下，作为军人竟然一点能力也帮不上忙。

　　在视频里，父亲说:“儿啊，这种活很苦的，在部队好好干。”60岁的父亲，还在为自己的儿女劳累，只是希望给自己的子女提供一些好的经济条件。

　　这场疫情，直接折射出一个军人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面对当下的“后疫情”，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

　　为什么我们总在呼吁，政策能否向军人父母倾斜一下？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军人对父母有愧疚感，甚至有负罪感。为什么很多女孩子觉得军人都听父母的话？这是因为军人觉得，给予父母的太少了。

　　一定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值。而作为一个家庭的最大劳动力，父亲无疑成了压力最大的一位。

　　军人父母保障卡，是对父母医疗保障的最大催生力。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至于今后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政策走向，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医疗保障只是杯水车薪的，最大的实际来源于，前段时间或者说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就是军人父母赡养补助费。

　　可谓说，对于给军人父母发放赡养补助费，是解了军人后顾之忧，至少在情感上给予了军人的一种慰藉。

　　而给军人父母发放赡养费，完全是可以的，从政策层面提升军人的入伍尊崇，还不如先从军人家庭开始，毕竟在部队，军人服役还是有一定的保障，而军人家庭，特别是已婚军人家庭，基本上一个军人养活4-5个人，如果再出现军人父母生大病，那么可想而知，军人的压力有多大。

　　这里不是在诉苦，而是摆在现实面前，要加大对军人“后院”的保障措施。从当前琳琅满目的大学生参军入伍优待政策，到各地对退役军人定向招录政策，是百花齐放，唯独缺少来对军人父母实质性的优抚政策。那么以后，在保障现役军人的同时，能否把政策向军人父母倾斜？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这八个大字，折射出的是什么？是责任。

　　抗日战争时期，记得一位将军曾经对一位参军入伍的父亲说过:“老人家，把孩子交给部队，把家交给党，交给政府。”

　　如今，军人的福利待遇在逐步完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毕竟一个军人家庭，才是军人服役最大的后盾。

　　对军人的尊崇，可不可以从军人父母开始？毕竟，他们在军人的大后方，没有他们的付出，何来军人在前方安心服役？

　　总之，加快对军人父母的货币化补偿，要有时间表，要“拉单挂账”，要设定优待清单，将军人父母，军人配偶，军人子女，三者分离出来，系统化的保障，而不是笼统的同一化。毕竟，军人父母，军人配偶，军人子女，每一个群体，都是直接影响到军人的。

　　不得不说，“后疫情”时代，就是一个军人家庭的生活状况。作为在部队的军人，特别是已婚军人，最牵挂的就是妻儿老小，毕竟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就是经济。

　　一场疫情，有稳定的收入，或许是当下最令人羡慕的。

　　前段时间，知乎上还有个热点话题，大概说的就是，“后疫情”时代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哪些？

　　其中，医生、老师、警察、公务员都在榜单中，我把这几类职业统称为：

　　有编制的人。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现役军人面临退役时，会倾向于转业安置？前段时间，一位即将面临服役16年到期的四级军士长老A，他在微信上跟我聊了起来。

　　在和他的聊天中，实际上反映出大多数现役军人，对退役后经济条件的恐慌。而最直接来源的经济恐慌，是家庭给的压力。

　　退役后，一个人就要独自承担一个家庭的重担，处处要花钱，处处都需要精打细算，毕竟生活才不管你有钱没钱呢？

　　“安排的工作也就三四千”，说的比较实际，也很现实，一个月3000的收入，对于服役了16年的已婚军人而言，确实有点低了，但是大部分在企事业单位的转业军人，都在做“副业”，也算是一个对稳定收入的“双保险”。如果把这3000的稳定收入，放到当下的“后疫情”时代，我觉得未尝不是稳定收入的最好事例。

　　回头前面提到的有编制的人，为什么把有编制的人称作为稳定收入群体？说的再形象一点，就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一种体制内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直存在的当下经济体制下的共存制。

　　毕竟，有稳定的收入，总好过天天担心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的好。那么，是不是有编制的人，稳定发收入就意味着在“后疫情”时代，就过得很好？

　　不一定的。越有稳定收入的人，越恐慌的，这是为什么？心理上讲，这是一种人性的欲望在作祟。实际上反映出，当下对经济价值的差异感。

　　当然，有稳定收入的人，不一定一直处在稳定状态下。

　　我有一位在野战单位担任营职主官的战友，前段时间和他聊天，正在为家属的工作犯愁。他说家属之前在部队体系幼儿园当幼师，按道理能在部队体系幼儿园当老师，应该来说很收入稳定，福利待遇也不错，可因为军改期间，体系内的幼儿园也在改革当中，他家属被迫辞退了。

　　3年前辞职了，他家属开了一家超市，几年下来，盈利了不少，准备在今年1月初再开一家超市，可没有想到的是，疫情的到来，直接导致他家属的超市入不敷出，最近把超市关闭了。

　　而当初和他家属一起在幼儿园的同事，如今干上了园长，而他家属失业待家，这次又想回到幼儿园当老师，为这事我那战友费了不少心思。

　　加快“后疫情”时代军人家庭优抚保障制度构建，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家属随军随调、子女就近入学、优惠医疗等。这是属于“后院”的问题，也是最为军人关注的一道防线。以法律形式明确军人享有“特殊”的福利待遇，如低息贷款购房、福利分房、家属随军随调、子女就近入学、优惠医疗等。

　　从目前的相关政策来看，还是有层次之差，对家属随军随调各地在落实上有不一，子女就近入学还是有多项门槛；在医疗普惠上，倾向于军人群体和子女，对于涉及到军人配偶和父母这块，需要统一的保障措施来完善，这也是一个需要逐步改良的地方。

　　二是，改善工资结构体系。应建立以军衔为基准的基本工资结构。

　　三是，完善共享津贴体系。如风险、分居、探亲、随军、军人配偶荣誉津贴等。目前关于分居费上调了1000元，这是已婚军人的福利，探亲假也在今年开始了大幅度调整，而关于荣誉津贴的体系建设，一直还没有形成。对于风险津贴，我觉得是关于伤残、意外受伤、大病大灾等风险控制，没有进一步提高。

　　四是，完善双军人家庭特殊津贴体系。应根据军人类别、专业、岗位的不同，特别是建立反映双军人家庭差别的特殊津贴，充分体现双军人家庭在不同岗位上的劳动特点。目前可以看出，有些岗位的不同，却得不到岗位的津贴。

　　最后想说，

　　再好的政策，只有真正触及到每个军人家庭的时候，才有了温度，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