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扬 时间：2014-12-25 来源：新京报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之下，高校教师挖空心思搞课题、写论文，而教学势必沦为“副业”，致使高校“教书育人”的功能被削弱，高等教育质量大面积滑坡。

据报道，“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课，但如今教学似乎成了“副业”，这让他非常失望，他将退出公选课教学，“不再自取其辱”。周鼎还在“自白书”中坦言，如今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门，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

我曾在高校任教十多年，对周鼎的“自白”感同身受。高校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仅对热心教学工作的老师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深受其害，影响了国家的人才培养，说起来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虽然各个高校无不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更多只是停留在文件中、口头上。科研成果可以成为晋升职称、职位的筹码，甚至可以成为发家致富、扬名立万的资本。而一心扑在教学上，除了能赢得学生的好评外，几乎什么都得不到。于是，科研搞得好的老师神气十足、令人羡慕，书教得好的老师反倒显得“没本事”。周鼎所说的“自取其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高校何以“重科研、轻教学”？因为科研成果才被认为是学校的硬实力，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是校领导的重要政绩。相反，高校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如何，反倒无从评价因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按说，高校重视科研也没什么错。可问题是，很多科研不过是徒有其名、瞎糊弄，既无理论创新又无实用价值，还充斥着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丑闻，整个科研过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报账、报账，结果除了耗费大量科研资金，就是留下一堆粗制滥造的论文。最近媒体报道称，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仅为1%，其中显然也有高校教师的一份“功劳”。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之下，高校教师挖空心思搞课题、写论文，而教学势必沦为“副业”，致使高校“教书育人”的功能被削弱，高等教育质量大面积滑坡。进而，很多高校毕业生不能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可以说，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既是对学生、对教育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对国家不负责任。

屏蔽此推广内容，这种倾向必须尽快改变，否则，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周鼎”感到灰心丧气，选择逃离。高校首先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高校和教师都不能忘“本”。我们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让重视教学从口号变成行动。

比如，教学工作量能否作为教师评审职称的依据？学生的评价能否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筹码？职称评审能否降低论文的权重，增加教学的权重？高校能不能对教学业绩突出的教师开辟职称晋升的“绿色通道”？办法不是没有，关键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管理层要转变观念，想方设法让高校“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以论文为本”。

作者：梅克保 时间：2014-12-26 来源：人民日报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做到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习近平同志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指明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明确了建设质量强国的宏大目标和具体要求，是做好新时期质量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重要指针。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由于创新创造不够，“中国制造”总体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低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制造”不仅需要量的扩张，更需要质的飞跃。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创新的动力、活力和实力。

加快技术创新。习近平同志强调：“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从世界范围看，欧美等国家都在加大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投入。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提高较快，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较少。面对新形势，必须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开发具有核心竞争力、高附加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扭转重制造轻研发、重引进轻创新的局面。加强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基础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机构整合，建立完善质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技术支撑。

推进管理创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必须推进管理创新，坚持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益，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趋势的质量管理新路子。加快建设以道德为引领、诚信为支撑、责任为基石的先进质量文化，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管理，使“追求卓越、持续改进”成为人们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为。积极推广应用现代管理科学和先进技术手段，严格质量控制，严格质量检验，努力实现中国产品不仅让国内消费者喜爱，而且在国外声誉良好的“双满意”目标。

促进人才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必须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建设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不断提高一线工人技能水平。加强质量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推广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培养一批质量领军人才。建立完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和激励机制，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形成合力推进“中国创造”的良好局面。

实施质量提升战略，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速度换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速度终有上限，质量永无止境。质量是经济含金量的试金石、国际汇率走向的风向标、发展方式转变的晴雨表。在新常态下，必须牢牢抓住质量提升这个根本，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以质量提升“对冲”速度放缓，把经济发展推向质量效益时代。

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习近平同志要求：“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是提升质量的根本保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发达国家提升质量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质量工作的努力方向。美国、法国、韩国等对制假售假行为专门立法，既罚款又判刑，如美国最高可罚500万美元，监禁20年。切实提升中国质量，必须注重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积极探索消费品安全法、质量促进法、产品责任法等立法工作，加快推动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等的修订。对质量违法行为“零容忍”，建立质量“黑名单”制度，实施最严的处罚、最严的问责，做到法律面前无特权、违法惩戒无例外。

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当今世界，标准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标准之争被称为“赢者通吃”的竞争。近年来，我国标准发展很快，但一些领域仍存在标准缺失老化、水平不高、实用性不强等问题，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据2013年统计数据，在2.6万多项国际标准中，由中国主导制定的仅占0.5%。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标准化工作，大力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放开搞活企业标准，推进强制性标准改革，加大标准国际化力度，努力推动我国标准从基础性工作向引领性工作转变，从产品产业经济领域向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扩展，从单一性、个体性向社会共性和全面推广服务转变，着力提升标准的适应性、先进性、有效性和竞争力，不断提高标准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引领和助推中国质量提升。

发挥监管的推动作用。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质量提升，保障质量安全。创新监管手段，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加强质量风险监测、监督抽查、信用管理等，切实提高监管效率。突出监管重点，把监管力量集中到关乎民生福祉、安全稳定、国家形象的突出质量问题上，努力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消费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和国家安全。完善监管体系，探索建立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核心、加强政府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的现代监管制度，不断提升质量监管科学化水平。增强监管实效，把质量监管与质量考核、质量统计结合起来，研究建立国家质量评价发布制度，有效引导各地质量工作。

发挥共治的协同作用。社会共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质量的有效途径。在质量上实行社会共治，就是要改变过去单一依赖政府监管的工作模式，建立各方共同关心质量、维护质量、提高质量的新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质量治理格局。应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和督促企业牢固树立“质量即生命”等理念，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和质量主体。大力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工作，引导行业诚信自律，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鼓励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用脚投票”，加大对质量工作的宣传力度、对质量问题的曝光力度，营造“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人享受质量”的浓厚氛围。

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有关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拥有全球90%以上的名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亟须把品牌建设作为发展战略，通过打造品牌来提升竞争力，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加强品牌培育。制定品牌培育规划，加快实施品牌发展工程、品牌价值提升工程和知名品牌培育工程，推动企业从产品竞争、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品牌竞争转变。创新品牌培育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资本向品牌集中、技术向品牌集成、人才向品牌集合、资源向品牌集聚。发挥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个品牌带动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加快建立一套全球公认、科学公正的品牌评价发布制度，正确引导品牌发展。完善质量奖励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争创“中国质量奖”，鼓励地方政府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市和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支持企业争创世界级品牌。

加强品牌推广。积极发挥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大品牌宣传和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帮助企业了解世界知名品牌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同类品牌产品标准，努力把更多中国品牌推向国际市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品牌走出去。同时，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品牌，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战略目标。

加强品牌保护。实施品牌保护，是推进品牌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客观需要。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方法手段，充分利用地理标志和原产地等保护政策，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力度，建设有利于品牌保护的长效机制和良好环境，形成企业自我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三位一体”保护格局。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力度，加强产品防伪技术管理，让名牌产品畅销无阻、假冒伪劣没有市场，有效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作者为国家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作者：王文源 时间：2014-12-16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办教育虽艰难有曲折，但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政策日益开放，各级政府对民办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支持力度也日益加大，民办教育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以来，在我国民办教育界，沉寂了十余年的民办教育顶层制度设计之争再度兴起。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了重大部署，根据十八大“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我国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加快进入深水区。在深水区教育改革背景下，业内对民办教育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完善翘首以盼，业界围绕民办教育的顶层制度设计，即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讨论热烈。

30多年的民办教育探索实践已经表明，“民办教育的兴衰不是其自身自主选择的结果，它取决于国家教育观主导下的民办教育价值选择。因此，民办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决不是自封的，而是由政府政策选择决定的。”民办教育发展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不足和政策上的系统配套不够。在当前教育改革深水区背景下，深入研究和回答关于民办教育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尤为重要，影响深远。

第一，“应不应该、可不可以”让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在法人类型上“并轨”?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在本质上都是培养人的机构，都是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同样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那么，为什么民办学校的法人类型要区别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教师的身份和社会保障要区别于公办学校的教师?学校“一个是事业，一个是民非”，教师“一个是干部，一个是工人”，这种制度上的分割或歧视，导致民办学校及其教师与公办学校及其教师之间，源头上就不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并带来了民办教育的一系列政策无法落实，甚至产生对民办教育的歧视，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民办教育的发展进步。无论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如何，以改革的思维，突破旧的规章，加快推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在学校法人类型、教师身份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并轨”，是民办教育顶层制度设计应予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当然，营利性民办学校登记为企业法人，执行企业化的产权和管理制度另当别论。

第二，“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允许社会力量以非捐赠性出资方式举办或参与举办非营利性学校?《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出资、捐资办学，促进社会力量以独立举办、共同举办等多种形式兴办教育。”国家同时鼓励“出资办学”和“捐资办学”，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方式参与发展教育事业。“出资办学”既不等同于“捐资办学”，也不等同于“投资办学”(投资办学即开办“营利性学校”)。“非营利性学校”应不等同于“捐资办学”。那么，民间资金应当可以以“出资”方式举办或参与举办非营利性学校。与以“捐资”方式举办的非营利性学校的区别是，以“出资”方式举办的非营利学校的出资人拥有对其出资部分所形成的学校资产的所有权。在维护民办学校完整的法人财产权的前提下，出资人对其原始出资部分形成的资产拥有处置权，可以转让、继承和赠与。

第三，“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允许非营利性学校的举办者和出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经济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在目前进行的分类管理制度设计和法律修订进行中，无论对出资人这种经济上的收益冠之以“合理回报”、“结余分配”、“合理补偿”、“经济收益”，“奖励”何种名称，关键是“是否要将参与了办学结余的分配或取得了合理回报的举办者和出资人所举办的学校都归入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范畴”，还是允许在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范畴内建立对出资人的奖励制度。也就是在分类管理制度设计中，要结合实践和未来趋势，在产权和办学结余处理问题上，明确界定非营利性学校与营利性学校的范围，在这一界定中，不能简单地将出资人有产权诉求和经济收益诉求的民办学校一概排除出非营利性学校范围。如果我们能够从产权和财务运行角度，对非营利性学校的准入与运行界定清晰的非营利标准，并在制度上对举办者和出资人的退出留出一定的奖励性政策空间，应当更加有利于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教育，并有利于民办教育的制度性衔接，也利于改革的推进。

第四，“应不应该、可不可以”明确划定营利性学校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准入的边界?目前，对于非学历教育领域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允许营利性学校准入基本没有分歧，对于在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允许举办营利性学校分歧也不大，但是，对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和本科以上层次教育领域是否应该向营利性学校开放问题分歧比较大。从不同层次类别的教育属性和当前供需关系出发，营利性学校的准人应当设置一定的禁区、划清边界或建立特别审批程序，不宜全面开放。义务教育阶段和本科以上层次教育目前不宜举办营利性学校。如果作为试点，可以建立特殊的审批程序，允许少量的试点学校在获得特别许可的前提下开展试点探索。同时，我们应当在制度设计上避免财政性投入、国有资产和公办学校以各种方式进入营利性学校的范围。

第五，“应不应该、可不可以”赋予民办学校更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十余年以来，民办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和“自主制定收费标准”三个方面的自主权，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层面的“束缚”，制约了民办学校的发展活力，影响了民办教育的更好发展。因此，建议在民办教育法律修订和制度设计时，将“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在自主招生方面可否明确规定“民办学校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方式和录取办法”，“民办学校依照其办学条件和审批机关核定的办学总规模范围内，自主确定年度招生计划”。为保障民办高校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可否明确规定民办高校专业设置实行“备案公示制”，并将开展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收费由现行的审批公示制修改为“备案公示制”，以此进一步释放民办教育应有的活力。切实保障民办学校这三个方面的自主权，是释放和激发民办教育应有活力、办出高水平民办学校的重要保障。

如果对上述五个问题能够作出正确回答和合理制度安排，将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兴办各级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将有利于激发民办教育的活力，促进民办教育更好、更快、更优质地发展;民办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体制机制的优势和活力，为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不竭的助力，为实现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应当是民办教育顶层制度设计之重任所在。

建立民办教育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的基本制度，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民办教育顶层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

在民办教育顶层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上，应当坚持实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基本方向，并在分类标准和分类扶持等方面着力做好分类的基本设计。分类的推进，可以暂不要求现有的所有民办学校进行非此即彼的分类，不必要求所有民办学校都立即作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站队选择。但是，应从国家制度层面制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界定标准，并着力在两类学校的鼓励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上建立起完整的配套规章。鼓励各地在执行国家标准、基本政策和办法的前提下，结合各自实际创新实践。所有新建民办学校要依照新规章明确作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选择，并依照新的办法进行扶持和监督管理。原有民办学校可以对照新的制度办法，自愿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自主选择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学校系列，也可以选择维持现行运行模式，继续实践探索。

时间：2014-12-14 来源：中国政府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实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第三批简政放权措施，部署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加快制定完善负面清单；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作为首家试点民营银行获准开业；国家宣布再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

２０１５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推进改革开放，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明年有哪些改革重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强调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明年发展改革委将侧重从四个方面深化改革。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减少审批事项，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纵横协管机制。

——加快项目核准制度改革。抓紧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快实现纵横贯通的网上并联核准、联动协管。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出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鼓励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

——加快推进价格改革。落实国务院通过的改革方案，再放开一批价格，下放一批定价权限，尽快修订政府定价目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专家指出，近两年政府自身改革更多着力简政放权，预计下一步将更多转向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环境和条件出现很多趋势性变化，不可避免出现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从明年看，国内需求总体偏弱，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艰巨，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新的增长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培育，创新驱动亟待破题；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等潜在风险加大。

“改革的推进，必须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与时俱进，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提出既针对具体问题、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措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说，当前尤其要处理好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改革措施的推出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既有利于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又要防止经济增速惯性下滑。

基层特别是地方政府，处于经济工作第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王军说，改革方案的制定要把顶层设计和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结合起来，既要统筹长远和全面，也要尊重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

抓好改革措施落地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派出８个督查组赴１６个省（区、市），对近一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重点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稳增长政策、结构调整政策和民生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力促改革，更要着力抓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加大协调力度。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企业、市场、群众都呼唤改革加快推进，但改革措施是通过具体部门和各级政府来推进的。“各级政府部门往往有自己的利益和问题，在抓落实上可能主动性不够。这要求明确责任，强化督促评估机制，为推进改革措施落实建立制度保障。”

专家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狠抓改革攻坚作出具体部署，体现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继续将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决心，预计一些难度大、阻力大的改革有望在明年强力推进，为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持久动力。

作者：陈志刚 黄建安 时间：2014-12-16 来源：《前线》杂志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意识，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中，贯穿着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有深刻的历史底蕴，使之连贯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历史的视野才可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思想的博大精深。

救国、兴国、强国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接续奋斗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历史阶段，必须消除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对立起来的观点分歧，凝聚改革共识

一段时间以来，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另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公平来否认改革开放，各自都从整体上否定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成就。这不但否定了党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而且势必进一步否定党的领导。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及其相互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党史评价的学术问题，而且关系到改革何去何从，以及如何评价党的领导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继承发展关系，作出了新的科学的判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地承认，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看不到这个转折点，不承认这个新起点，就不能正确地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性，以及开创这一道路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基础、历史前提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确立了。毛泽东不仅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在党的八大以后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口号，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为此做了艰辛、曲折的探索。不承认这个历史前提、历史基础，抹杀这段时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就难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性。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整体，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在总结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开创了新路，而且实践证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们第一次离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此之近。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老路、回头路。对于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容抹杀，而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大会上，习总书记明确地强调必须从历史的整体视野来看待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习总书记的这个论断，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当作前后密切相连、接续奋斗的完整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解决了救国问题，实现了民族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解决了兴国问题，确立、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而改革开放则是解决强国问题。这三个历史阶段承前启后，虽然有转折，但也有继承，是历史接力赛的不同阶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三段论”的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有力地批判了否定历史连续性、曲折性、制约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消除了左右观点的分歧，促进了社会各界的思想共识，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了力量。

追溯近代以来的170多年的历史，考察中国梦的起源，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历史共识

历史是连续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使“天朝之梦”破碎，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直激荡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不懈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正道，但其失败提供了反面教材、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看清了历史形势，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正是通过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此后，又通过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不但赶上了英国，而且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使我们第一次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样接近。从历史的整体视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总结，是中国近代以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

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不断追求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从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牺牲。如毛泽东1949年起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所说，我们不但必须永远铭记在三年以来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以及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而且必须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纪念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在历史的整体视野中，我们不能抹杀孙中山和国民党在维护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今天，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也需要国民党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台湾同胞共同承担责任。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近代的历史留给中华儿女心头的共同创伤。台湾的命运与大陆休戚与共，只有祖国强大，才能让台湾人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享有民族的尊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夙愿，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前，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快速发展，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期待更加热切。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大趋势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习总书记把中国梦追溯到近代以来的历史，重申祖国被列强霸占、分裂的历史，是为了提醒中华民族不要忘记历史的耻辱，要求两岸同胞、党派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祖国统一这一最核心的利益为重，抛开历史的恩怨，解开历史的心结，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共同推进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放眼5000年文明史，把握中国梦的“根”和“魂”，凝聚文化共识

实现中国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实际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着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和传承了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无论是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是我们的思维活动、制度理念，都打上了我们文化传统的烙印，使我们具有独特的标识，区别于其他的民族。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正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的表现。摒弃、割裂这些历史文化传统，把传统和现代简单对立起来，不但在理论上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实践中也是极为有害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具有超前性，也有滞后性。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其超越时代的因素，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习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丢掉了这个“根”和“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根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要恢复古代中国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称霸世界、侵略别国，当然我们也决不容许别的国家无理挑衅，对于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和领海，一寸也不能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只有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体现民族特色，中国梦才能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

当然，文化复兴不是文化复古，对传统文化全盘吸收、照搬，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习总书记最近所说，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中国文化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复兴。

总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通过对历史发展趋势和辩证法的深刻把握，极大地消除了党内外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种种分歧，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主流、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凝聚了磅礴的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磅礴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指日可待。

（作者分别为：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黄建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陈志文 时间：2015-01-06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2014年，贯穿全年的教育改革，在一次政策支持率最高的舆情调查中画上圆满的句号——

年末，教育部等五部委下发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的文件，根据教育网舆情系统分析，公众支持率超8成以上。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在改革的大旗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治理路径与制度，成为2014年教育工作的核心思路。

对于中国教育，刚刚过去的2014年，与其说是改革之年，不如说是啃“硬骨头”的一年。攻坚克难，教育做出了表率！

年初，教育部对触及社会公平正义，却最难治愈的顽疾——择校痛下“狠手”。不同以往的是，在颁布了操作性强的新政的同时，教育部重点紧盯19个大中城市，一个个督办，条子生，共建生，全部被挡了下来。在北京一个政府机关工作的家长感慨地说：没有料到这次是来真的了。对于有些人是风声鹤唳，但对于很多人，却如沐春风。北京这个择校的重灾区，2014年就近入学率超过了90%，前所未有！

2014年教育领域的第一个硬骨头，就这样硬生生被啃了下来。

接下来的高考改革，无疑是2014年中国改革中的最强音。新学年伊始，酝酿三年多的高考改革方案经“深改组”批准，终于落锤。这是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一次高考改革，动作之大，同样前所未有。

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也是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但高考，对于多数中国人是改变命运的机会，远远超越了教育本身，因此有人说，高考改革是在解一道社会难题。唯分数评价人是不科学的，如果不唯分数评价，在现实环境下，很容易触及公平，这是家长与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因此，触碰这个高度敏感的社会难题，是需要政治勇气的。高考改革，实际上是在科学与公平之间做艰难的平衡，不可能有最理想的方案，只可能选最恰当的方案，如何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让衡量人的尺子更为科学，其难度与复杂程度，超乎寻常，打这个攻坚战，需要一份勇气，更需要一份担当。

还有一个数字触动着社会的神经，那就是727万大学毕业生，它几乎占到了2014年新增劳动力的50%。

一方面，大批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业用工荒在全国蔓延，职业学校招生困难，人才结构的失衡是教育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社会难题。职业教育的改革也成为2014年教育最引人瞩目的关键词。职教，不仅是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事关国家人才培养布局的大事情，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情。

如何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布局，已经刻不容缓。但面对家长、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轻视，甚至歧视，是更为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时间去改变。

岁末，北大、清华与上海的“两校一市”的教育综合改革宣布启动，这是2014年教育改革最后一个大动作。如果说小升初、高考、职业教育改革还只是从点上攻坚克难的话，那么，“两校一市”的改革，显然更值得我们期待：这是一个探索系统的教育治理制度与路径的实验，也是为未来中国的教育治理绘制蓝图。

可以预见，2015年，教育的主题仍将是改革，是更为深入的全面改革，继续探索中国的教育治理之路。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勇气、担当，还需要社会、家长的支持。

一方面，家长不满于孩子学习负担过重，一方面，把孩子从学校送进辅导班的还是家长；一方面，家长批评择校的不公，但另一方面，家长又是择校的热衷者。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教育的问题，首先是家长的问题，家长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也是最大的推动者。对子女教育的过度重视，造成了中国教育问题的复杂化与泛社会化：教育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因此，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长是否有正确的教育观念，是否能获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任何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因此，教育改革，需要您的支持，需要以家长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宽容、支持，否则，再好的改革方案，也寸步难行。

时间：2015-01-07 来源：中国政府网

1月4日至6日，元旦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省长朱小丹陪同下，在广东深圳、广州考察。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考察中，李克强深入了解广东改革开放新进展。他说，过去30多年，我国依靠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是真干苦干实干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许多新挑战。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打破捆住群众手脚、束缚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注重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使改革更有质量、发展更加协调，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人民生活不断跃上新台阶。

李克强先后考察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前海微众银行、华为公司，了解创意制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和企业管理创新等情况。他说，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传统增长动力减弱，必须着力推动面向市场需求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发展增添新动力。特别是要注重走活体制机制创新这着棋，推动金融改革迈出新步伐，发展民营银行和普惠金融，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向有前景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集聚，让众多“创客”自由创业、能够成业，使千千万万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活力迸发。

广州南沙新区位于国家新批准的广东自贸试验区。工作人员介绍，简政放权使过去耗时近800天的投资审批“万里长征图”成为历史，李克强对此表示赞许。他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就是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准入门槛，释放市场活力，促进公平竞争，推出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打造现代政府。新区还要发挥毗邻港澳优势，推动更大程度开放。

李克强来到广东电力设计院，详细询问国产装备和技术标准“走出去”的进展，并召开外向型企业座谈会，听取对外贸形势的看法和建议。他说，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和竞争加剧，倒逼我们必须加快打造对外竞争新优势。要以中国装备“走出去”为突破口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更多高附加值的中国制造、中国标准到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产能合作，实现出口升级、产业升级。

在广州，李克强还实地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情况，察看危房改造。他说，我们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他们纵向流动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生活有希望，奋斗有回报。

一路上，李克强反复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部署，保持奋发有为精神状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谋发展，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向调整结构要空间，积极探索、真抓实干，不断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考察期间，李克强专程到深圳莲花山瞻仰邓小平铜像并敬献花篮，与亲历改革开放的老同志和晨练群众交流，送上新年祝福。

李克强充分肯定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广东继续为国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锐意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中起示范作用，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上走在全国前列。

杨晶、万钢陪同考察。

作者：林毅夫 时间：2015-01-08 来源：凤凰财经

美国纽约时间1月7日上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中国经济：2015预测”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经济学家黄益平，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以及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等多位知名经济学者和高管，共同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期间，林毅夫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中美经济会朝向双赢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复苏会给中国的出口带来转机，使得中国经济更健康有利。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就像市场中的大鲨鱼，其经济增长的起落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市场。

林毅夫表示，自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虽然中国在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不如外界预期，但导致其减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在未来15至20年仍有可能维持每年7%至8%的增长。他表示，中国应该充分把握自身后发优势，同时积极解决双轨制带来的问题。

他说，中国目前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相当于日本在1950年代、新加坡在1960年代中，以及韩国在1970年代中和美国的差距。这几个经济体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维持20年7.6%至9.2%的增长，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也有15到20年每年7%至8%的增长潜力。

不过，林毅夫也强调，要想利用潜力优势还需要中国深化改革，解决双轨制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

他表示，短期来看，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残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可能引发金融风险，这需要中国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就国内环境方面，中国近年来银行扩张较快，虽然对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有帮助，可贷款期限短和投资期限长的不配套，恐造成局部的金融风险。

林毅夫说，希望中国保持清醒头脑，一方面看清自己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要预见风险，尽早解决。

在谈及污染的原因时，林毅夫指出，中国依然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进行经济发展的，加之对能源的消耗量大。不过这些会逐步得到改善。

林毅夫预测，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将会成为最大消费市场，尤其在对奢侈品的消费方面，他本人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感到乐观。

作者：肖楠时间：2015-03-25来源：凤凰来源

李克强会晤拉加德的“四重身份”切换3月2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会晤期间，他的“四重身份”不断切换，使会谈气氛轻松并卓有成

李克强会晤拉加德的“四重身份”切换

3月2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会晤期间，他的“四重身份”不断切换，使会谈气氛轻松并卓有成效。

不到半小时的会谈，总理精解中国经济，不愧为“李博士”；会谈中间，他又不失时机力推人民币加入SDR，扮演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他誓言要让人民享受“蓝天之美”，堪称民生“代言人”；他还细心注意到拉加德前一天的演讲内容，并周到准备了家乡的太平猴魁，这样的“绅士”风度，让拉加德女士大感惊喜。

有了这“四重身份”的不断切换，一场惯例性的外事会谈能够气氛轻松并卓有成效，也就水到渠成、毫无悬念了吧？

会谈一开始，拉加德首先向总理抛出一长串问题。这些问题总结起来有三方面：第一，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第二，金融领域会有什么改革？第三，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会在国际上承担什么样的“领导作用”？

三个问题都挺大，解释起来也挺复杂，但总理从容答之。他说，中国改革的重点还是经济改革，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在经济领域中力推结构性改革。

他还为“结构性改革”给出了一条明确路径：为中国经济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

1、今年，我们会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改革力度，让创业者有更好的条件，让他们释放更大的热情

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新引擎”，总理说，过去一年，我们通过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使新登记企业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而这些新登记企业，大多数都是服务业企业，“这本身就是结构调整”。

如何打造这个“新引擎”呢？李克强说，中国9亿多劳动力，蕴藏着巨大的创造热情，政府一定要把不该管的放掉。

拉加德连连点头。她说，我这次在中国见到了很多年轻的创业者，他们的创意、热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理说，今年，我们会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改革力度，让创业者有更好的条件，让他们释放更大的热情。同时，自贸区的政策也会进一步推广，让外资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

他说：“开放可以带动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改革！”

而对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个“旧引擎”，总理说，政府要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将会缩小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在之前的很多次讲话中，李克强都强调，城乡和区域差距，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平衡”，但也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

他强调，要改造提升这个“旧引擎”，就必须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PPP（公私合营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不能让政府唱‘独角戏’”。

2、这是一个“蔚为壮观的改革计划”

既然谈到了“投融资体制改革”，总理很自然就过渡到拉加德的第二个问题：今年中国在金融领域将会推出什么改革？

总理首先明确，推进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服务中国经济的“双引擎”，一方面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撑。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支持；第二，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经济活力；第三，扩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度。

拉加德当即称赞，这是一个“蔚为壮观的改革计划”。

3、我们会尽力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更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至于“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什么样的领导作用”的问题，总理回应说，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还谈不上领导作用”。“我们会尽力承担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更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说，30多年前，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改革开放释放了千千万万人的创造力，也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要我们充分释放民间的活力，就能顶住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国家利益的“守护者”　

拉加德抛出的尖锐提问，还包括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亚投行。总理说，中国倡导建立国际金融机构，不是要颠覆现有金融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亚投行完全是开放的，中国也会进一步扩大开放。

说到这里，李克强主动向拉加德提出“特别提款权”（SDR）的问题。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全体会员国的一种国际货币储备单位，又称“纸黄金”。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SDR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以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目前，人民币尚未被列入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名单。

李克强对拉加德说：“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对SDR展开新一轮审查，希望人民币有机会加入。”

他强调，加入SDR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履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国际责任，也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用开放倒逼改革。

拉加德立即向总理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在全球合作中“是伙伴、是朋友、是兄弟姐妹”。她对总理说：“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我承诺，我们会全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这段话虽然委婉，但里面的积极信号嘛，“你懂的”。李克强也因此笑着表示理解。他说，你用了“Promise”（承诺）这个词，这释放了很大的善意。

民生“代言人”

会谈当天，北京的天空湛蓝、空气清新，拉加德因此笑着称赞，中国经济转型正在产生成效：“今天的天很蓝，但不是‘APEC蓝’，而是自然的、真正的蓝。”

不过，面对客人的夸奖，总理却始终保持谦虚和冷静。他说：“前两天，北京刚刮了一场大风。我们正在大力推进雾霾等环境污染治理，但现在，我们的好天气还是经常需要‘靠天帮助’。”

但他转而强调，中国政府会坚决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的攻坚战，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让人民享受“蓝天之美”。

细心周到的“绅士风度”

与总理会谈前一天，拉加德曾在上海的一场演讲中，将中国经济与“中国茶”相比较，认为两者都需恰到好处的时机与诸多因素的共融。她说，经济发展也需好的元素整合才能达到平衡，“中国经济是一杯茶，轻沖慢泡将带来更隽永的回味”。

在23日的会谈中，李克强笑着称赞拉加德“昨天的讲演很精彩，尤其是那段关于茶的比喻”。

“这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总理对这位来自欧洲的客人说，“我的家乡安徽盛产茶叶，你离开中国前，我要送你一些来自我家乡的茶叶作为礼物。”

拉加德大感惊喜地表示感谢。在会谈即将结束时，她重新谈起“茶叶”的话题，并询问李克强：“你一直保持苗条的身材和活力，这和你家乡的茶叶有关吗？”

“可能真的有点关系。”李克强微笑着说，“不过也要小心，不能被Hamburger（汉堡）的作用‘抵消’掉啊！”

拉加德被逗得哈哈大笑。当天下午，她就收到了来自中国总理家乡的礼物：太平猴魁。拉加德收到礼物后大为开心，她笑着说：“我一回国就会品尝，希望它能让我像李总理一样始终年轻、保持好身材！”

作者：迟福林时间：2015-03-27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迟福林在《行政管理改革》中发表署名文章《建设法治化市场经济》。文章认为：无论是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还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都高度依赖于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环境。

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正处于历史关键节点。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释放市场经济的新红利，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将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首先，从实践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这就需要依法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定型化、制度化。

其次，这些年营商环境恶化的突出矛盾是产权保护不到位，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不足。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重要的基础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例如：赋予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完善产权平等保护制度，为不同所有制的财产权利平等提供法律保障，严格禁止任何机构不经法律程序剥夺私人财产；推动农村土地物权化改革，通过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流转、可抵押、可入股等，形成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适应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客观趋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用法律促进和保障创业创新。

最后，要形成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研究出台综合性的《市场监管法》，强化市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实行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把反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国有垄断行业等相关行业监管内容进行清理、修改，推动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自然垄断部分吸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城市公用事业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打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把负面清单管理纳入《行政许可法》，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提供法律保障；加快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在市场准入、税收支持、政府购买等方面一视同仁，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

随着我国进入增长转型与改革的新阶段，无论是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还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都高度依赖于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环境。加快实现依法监管，推动市场监管法治化的转型牵动影响全局，已成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作者简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迟福林）

　　　　　　

　　

时间：2015-03-24来源：湖北日报

适应、引领新常态，创新驱动是关键。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指出，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传统企业面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形势，要向高、精、专方向发展，依靠创新获得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那么，如何才能让创新驱动迸发出巨大活力，真正引领新常态？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创新驱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迫

记者：春节前的一条新闻引发了很多议论：一些国人到日本纷纷抢购电饭煲、马桶盖，您怎么看？

李佐军：这一新闻让人五味杂陈。 href="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中国创造举世瞩目。但我们也要正视我国创新驱动还很不足的现实。虽然一个电饭煲、一只马桶盖的科技含量有限，但消费者的选择又一次提醒我们，大到重型装备，小到一只马桶盖，都有创新的无限空间。没有创新，就会失去消费者；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

记者：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现在，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再次被强调，而且被上升到第一动力、新动力的高度，这是为什么？

李佐军：这与中国迈向新常态的这个大逻辑有关。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与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变了，发展动力也要变，即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形成新增长点有赖于创新驱动。

我前不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引领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即赶超发展成症、经济效益偏低、投资依赖过度、扩大消费障碍多、创新驱动不力、贫富差距较大、经济风险累积、资源环境形势严峻、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城镇化仍然滞后、设区热愈演愈烈、“政策依赖症”难以摆脱。从发展动力方面看，创新驱动不力是引领新常态有待解决的最大难题。

记者：这个最大难题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李佐军：我国创新驱动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知识资本投入仍然不足。近几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一直在18%—20%之间徘徊，而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费用增速则一直在20%附近的历史低位上下波动。二，创业创新活动还不普遍。2011年大中型企业中具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不到30%，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跟踪和模仿制造，以及低端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三，高新技术出口比重下降。四，人力资本增加开始遇到瓶颈。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借助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途径实现技术进步的空间在逐步缩小。

“提质增效升级”比稳增长更具挑战性

记者：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佐军：2015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任务不轻，但我认为比稳增长更具挑战性的是经济“提质增效升级”。这也是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提质增效升级”是与原来的数量扩张型粗放增长相对应，核心含义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生产率(比如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促进产业产品转型升级，来提高经济效益(比如如企业效益、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等)。换句话说，就是将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

记者：有了创新推动，“提质增效升级”是不是就水到渠成？

李佐军：这是场攻坚战，原因有这么一些：

原有的粗放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打破它们需要时日。“提质增效升级”需要有制度保障，而新一轮全面改革刚刚启动，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还在阻碍经济的转型，比如尚待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等。“提质增效升级”要靠创新驱动，但创新驱动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形成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联动效应还有一定难度。

“提质增效升级”需要有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来支撑，高级要素包括先进技术、人力资本和信息等，这些高级要素需要时间培育，发挥替代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要素”的作用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条件。

经济增速的下降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再奢求过去那种高速度，另一方面要痛下决心加快转变粗放发展模式，摆脱对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新经济增长点。正因如此，中央已强调2015年要“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必须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从而形成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内在动力和磅礴趋势。

在技术的关键领域不看别人眼色

记者：怎样牵住创新驱动的“牛鼻子”？

李佐军：创新驱动的“牛鼻子”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基础不牢、原始创新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的短板。如果在技术的关键领域总是看别人的眼色，就不能掌握发展与竞争的主动权。因此，要加大力度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好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强化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另外还要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记者：促进创新驱动要啃什么样的“硬骨头”？

李佐军：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下大力气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家都知道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意义，但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此，要把科技改革与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敢于破除制约创新的一切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努力克服目前科技创新中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现象，加快建立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消除科技仪器设备分割独占的弊端，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打破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研人员动力不足的障碍，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创造者有用武之地

记者：推进创新驱动，核心是人才和技术，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出数量众多的创新型人才？如何才能让科技成果转化更加便捷、通畅？

李佐军：我国现有2亿多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劳动者，创新潜力堪称巨大。从技术人员、技能劳动者到创新型人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怎样才能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既要出台措施和保障制度，让科研人员没有后顾之忧、潜心研究，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造者有用武之地，让假冒伪劣者没有藏身之处。还要通过思想文化的引领，使科研人员增强使命感，超越名利，为国家的创新而研究、而奉献。更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环境，不搞论资排辈，抛弃门户之见，以真才实学论英雄。

目前，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而我国只有25%，其中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服务严重滞后。从高校、科研机构到最终形成产品的企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即科技服务。科技服务强不起来，产、学、研的链条就联结不起来。要学习国外及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使科技服务机构不仅盯住创新活动的下游，还要向创新活动的上游转移，直接参与到研究创新活动中；不但要向企业推介技术，还要帮助企业去实施，为企业提供从立项、融资、研发、咨询到技术管理的全方位服务。政府在发展科技服务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方面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不能缺位，要积极作为，如制定科技服务发展规划、建立市场准入制度等。

　　

时间：2015-01-12 来源：参考消息

资产价格暴涨结束普通消费都将获益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月9日文章]题：全球经济可能濒临一次二三十年一遇的转型

几乎没什么比伦敦的房价更能说明西方资产价格35年来的暴涨。根据英国全国建房互助会的数据，1980年，3万英镑多一点就能买下一套普通住宅。今天同样的房产得花费40.7万英镑，价格涨了12倍多。

即使考虑到通胀，价格涨幅也很惊人。相对于平均收入房价翻了一番。

但价格上涨的仅是住宅。股票、债券、农业用地，甚至是个性化车牌，几乎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出现飙升。不可否认价格有过起伏，但总趋势十分明显——过去常会进入消费者价格的所有通胀好像都转向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

然而，这一切或将发生改变，我们可能即将迎来一次二三十年一遇的重大转变，它会彻底改变我们体验并应对周遭世界的方式。过去35年来，优势平衡无疑属于资本。现在，它可能正回归劳动力。

以下是认为资产价格的长期暴涨——以很多标准来看，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资产价格暴涨——可能终将结束的五个主要原因

1.欧洲的低通胀

欧元区本周确认它基本上输掉了对抗通缩的斗争,总通胀率在去年12月转负。的确，核心通胀率——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等波动价格——仍然为正。但以历史标准来看,即使是核心通胀率也非常低，并且很长时间都是如此。

在通胀率可以预测并且保持稳定时，企业会表现得最好，这种情况曾出现于危机前的“大缓和”时期。而价格不变或下降总会在长期内对企业利润极为不利。为弥补需求不足，企业只能尽力削减成本。在这种低通胀环境下，几十年来依赖价格上涨的商业模型开始看起来十分脆弱。新形式的网络和实体零售竞争为消费者带来好处，但对企业利润不利。在通缩环境中，股票和房产难免会表现糟糕：只有风险最低的投资形式——利率固定的主权债券——表现不错。

2.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

始于去年夏天的油价暴跌相当于从产油国向西方和亚洲的消费者净转移了约1.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英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一半多。原本大多会流向西方资产——从伦敦房产到美欧国债——的资金正转向可支配收入，从而很可能会被花掉。这可能听起来与通缩叙述相矛盾，但这两者是相伴而生的。价格通缩可能不利于利润，但如果它是由正向供给冲击引起的，那么价格通缩也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因此，优势应该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方面。

3．外汇储备积累正在反向流动

伴随新兴市场从世纪之交开始的由出口引领的快速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从1万亿英镑激增到12万亿英镑。这些过剩储备再次主要流向西方资产，可以说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帮助营造了一个宽松的信贷环境。这种情况已走到终点。一些新兴市场（尤其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一直在将本国的外汇储备变现，以保卫陷入困境的本国货币。中国可能也已到此为止。最近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购入了更多外汇储备。

4．前危机时代的信贷扩张已得到遏制

即使银行家们在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就有意重新开始“狂欢”，但监管者不会让他们这样做。现在对杠杆和放贷的限制要严格得多。央行印钞曾帮助缓解危机时期的信贷紧缩，从而令资产价格暂时得以喘息。但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种做法已终止。资产价格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为支撑。

5．人口老龄化

战后“婴儿潮”一代正离开工作岗位幵始退休，他们要对工作一辈子积累下的资产进行逐步清算。那些曾推动过去35年资产价格暴涨的人将开始收回自己的“筹码”，从而为资产价格构成更大下行压力。

这一切都不会一夜间发生。但这些趋势的汇集现在毫无疑问。欢迎来到新的世界秩序。

作者：程方平 日期：2014-12-23 来源：光明日报

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近年来成为社会久议不明的热门话题，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展开，每年递增的大学毕业生中，能够找到比较满意的单位，是有难度的。

谈到大学生就业的问题，除了极个别顶尖高校敢说不关注就业，而几乎所有高校都有莫名的巨大压力。为了应付所谓的“就业达标率”，一些高校开始制造高就业率泡沫，结果是应付、走过场，就业问题“过程化”“泡沫化”，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短期就业和二次找工作成了不少高校学生、研究生就业季的噩梦。据相关调查，这类情况约占毕业生总数的30%左右。

也许将大学生就业换个说法更有利于分析问题：其本质应是大学毕业生要有工作，能自己养活自己，也就是要满足其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思路，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

调整现有的就业促进思路

从目前的现状看，政府相关机构对大学毕业生是“安排”的思路，而不是“帮扶”的思路，这使很多的努力难以落到实处，也使被授命安排的各方面苦不堪言，难有实质性的作为。特别是2013年以来，每年政府和全社会都在此问题上倍感压力，“最难就业年”的困境一直没有找到合理化解的路径与办法。如不改变和调整思路，很容易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推进就业体现了国家的责任意识，但就业岗位毕竟有限，近些年大学毕业生一直维持在800万左右，挤压各企事业单位接纳已很不现实。加之，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片面城市化倾向，使得就业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先是外企，继之国企，再加上热极一时的公务员，似乎可挖掘的空间已经没有了；而对更为广阔的“三农”领域、个体经营领域、技术创新领域、社会服务领域，关注者却十分有限。若能通过有力的疏导和扶持，改变的不仅仅是大学生就业问题，也能较好地实现多方面的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

很明显，大学生就业是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产业问题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问题，需要协同各方面负起责任、拓展思路、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并应通过政府协同给予实实在在的政策倾斜与支持。

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为了化解单一就业的巨大压力，大学毕业生创业的问题早已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不少地方不仅建立了相应的孵化器或工作站，对在学大学生的“休学创业”也将给予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支持。

但是，在如何切实帮助大学生就业方面，我们还有一些极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没能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比如，我们一直过于强调大学生的就业要有知识和科技含量，而对大学生从事种菜、育草、卖肉、制衣、炸油饼等既务实又有效的创业案例评头品足；但对风险巨大的高科技创业又缺少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和具体的经费支持，相关的条件提供、资质审核、法律指导、信息服务、成果评价、专利开发等，都缺少主动、适宜的帮扶；特别在对待技术创新方面，设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障碍或门槛，政府即便有专项资金也没能使用充分和到位，使得“鼓励大学生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谈。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经历，当时的政府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和努力是令人鼓舞和丰富多彩的。现在政府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又有了“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和服务意识，为什么人们创业的需求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创业不能仅限于高科技、做大事，也需要在更大数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的具体小事上有改善。德国作为经济和科技稳定发展的国家，其支撑国民经济的主要是占80%的中小私人企业，其面包店、洗衣房等也都在改善服务、培育人才、更新产品等方面不断创新，受益的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对学习者而言，也提供了开阔和多元化的创新空间。

营造大学毕业生自立的支持与保障体系

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作为大学毕业生，最重要的是经济与人格的自立。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现实环境还不能给他们所有人起码的支持与保障，靠家长、拼关系、行歪门邪道等不正之风成为了堂而皇之的现实。这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生存发展，对社会文明也有巨大的腐蚀作用。

自古以来，我们的传统就倡导年轻人自立自强，而现在我们却难以使18岁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像国外同龄人那样靠自己的努力生存与发展，使一届又一届大学毕业生越来越缺少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相关的说教太少，而在于说教与现实脱节，更在于相应的支持与保障体系还不能支撑大学毕业生真正自立。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也有不少高学历失业的现象，但对于18岁以后的青年人而言，相应的低保、贷款、免费培训、住房补助、法律支持、社会救助等，足以使其有勇气、有信心脱离家庭的呵护，在社会上独立承担风险与责任并有舆论和社会氛围使之崇尚独立自主的生活与发展方式，而不迷恋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或超越自身能力的消费。

作者：王继平 时间：2015-1-12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2014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年，也是教育改革年，更是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决定》的提法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回望2014，职业教育改革开启新纪元

编者按：2014年是中国深化改革年，也是教育改革年，更是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职教领域发生了太多值得关注的事情，其中最值得重书一笔的便是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新纪元。

岁末之际，我们诚邀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为职教周刊撰写年终特稿，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深远影响意义进行详细解读。与此同时，我们再次回望来时的路，勾勒职业教育的年轮印记。

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十大突破

今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就职业教育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李克强总理接见全体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教育事业面临新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为我国新形势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绘制了新蓝图，开启了新阶段，翻开了新篇章，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以下十个方面取得突破，这也是党的十八之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十大突破。

第1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战略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从四个方面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战略定位。一是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阐明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跨界特性以及在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重要地位。二是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三是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四是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第2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工作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释职业教育战略定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科学判断，也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体现了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工作方针的调整，即由“大力发展”调整为“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工作方针一直是“大力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91年、2002年、2005年，国务院先后印发的三个职业教育决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均为“大力发展”。党的十八大在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基础上，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简称《决定》）。“加快发展”方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大力发展”方针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已有发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核心是加快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第3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发展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国务院《决定》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的发展目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国务院《决定》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表述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化。发展目标要形成的职业教育体系最本质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同时具有“世界水平”，是现代化的。国务院《决定》就如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了全面安排部署，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打通了职业教育从中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升通道；首次提出“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和健全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办法，为职业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作了制度设计；首次提出“建立有利于全体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灵活学习制度，服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第4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办学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国务院《决定》指出，“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办学方向即办学方针。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明确了职业教育的职能定位和特性定位，有效地引领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新的办学方向就是“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有历史的承接关系，但是赋予了新的内容。新的办学方向继续强调了“服务”，同时增加了“服务”的对象——“发展”，既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即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继续强调了“就业”，同时科学定位了职业教育在“就业”中的作用——“促进”，要促进解决就业总量和结构矛盾，促进社会成员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生涯持续发展能力。新的办学方向为新形势下办好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定位，明确了任务，需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第5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培养目标

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党的教育方针从总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各级各类教育都有自己特定的培养目标。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培养一大批生产、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2002年)，二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2005年)，三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决定》的提法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提法是对过去职业教育培养目标提法的概括总结，更体现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的深化和创新。“技术技能人才”主要是指掌握技术并能应用操作的人才，是既“会”又“懂”、知行合一的人才，是能够持续发展的人才。“技术技能人才”是对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类型的最新界定。

第6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各个地区共同发展，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推进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有力武器，必须高度关注薄弱地区和处境不利人群的发展。“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成为职业教育新的价值追求。新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要高度关注薄弱地区的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要面向人人，高度关注处境不利人群的发展，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第7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国务院《决定》提出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加强统筹、分类指导”、“服务需求、就业导向”、“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系统培养、多样成才”等五大发展基本原则。新的发展方式可以简单归纳为，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构建体系为重点，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进我国职业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职业教育要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点，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深化改革，创新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尽快实现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

第8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办学机制

国务院《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办学机制。新的办学机制在国务院《决定》中有很多表述，如强调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强化校企协同育人；强调发挥行业的作用，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功能；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也是第一次提出，就是要“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提出要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依法制定职业院校章程和制度，建立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推进校长聘任制改革和公开选拔试点，坚持和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领导、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制度，完善体现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特点的绩效考核内部分配机制。其核心就是要确立职业院校真正落实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进一步激发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

第9大突破

确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新的保障机制

国务院《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确定了新的保障机制。这次会议在保障机制方面没有提出要实施“工程”或“计划”，而是展现了一种新的保障机制思路。一是注重保障制度建设。强调完善经费稳定投入机制、健全社会力量投入的激励政策、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完善资助政策体系、健全就业和用人的保障政策等。二是注重落实政府职责。明确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明确政府和学校关系，强调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三是注重强化督导评估。强调教育督导部门加强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督导，落实督导报告公布制度；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实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发挥行业、用人单位作用，积极支持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四是注重营造良好环境。推动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完善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奖励制度，落实职业教育科研和教学成果奖励制度，研究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总之，依靠法律和制度保障发展将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保障机制的常态。

第10大突破

出台了我国职业教育首个中长期规划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编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并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正式出台。这个规划是我国职业教育方面第一个专门中长期规划，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背景，明确了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设计了体系的层次结构、终身一体、办学类型、开放沟通等基本架构，提出了12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9项制度和机制建设要求以及保障实施要求，为到2020年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施工图和时间表。

现在所谓的科学思维、科学标准、科学方法都是以牛顿时代订立的力学理论为基础的，包括现在的社会科学。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原本的思维已经不适用于现实。

近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一季度）召开，刘尚希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们现在一谈宏观调控，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尤其是在遇到风险或经济下行时，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弱，政府一着急，就会那么干。其实那样往往会产生一些挤出效应，而不是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可能会带来后遗症，就像治病一样，下猛药从表面上看是把病控制住了，但说不定同时也损害了人体内在的一些机能，反而不利于长期的康复，带来新的问题。所以，财政应当考虑怎样增强而不是减弱市场的作用。

现在流行的理论总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摇摆，或者把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看成是对立关系，而不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要么就是批评政府干得太多，妨碍了市场，应该让市场多干；要么就是批评市场带来了很多问题，政府发挥作用不够。总是两边摇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永远没法理顺。所以，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看，把这两只“手”看成人的左右手，协调统一起来并形成合力，而不是在二者之间纠结。当然，这需要在理论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现在流行的经济理论已经很难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

财政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我们不要单从竞争视角来看，还应该从整体角度来看。我想讲这么几点：

第一，财政有两大目标，一是效率目标，二是公平目标。过去我们仅仅从经济逻辑分析财政，所以更注重效率这一经济目标，虽然有时也考虑到社会目标，但并没有真正把公平和效率放在一起进行考虑。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只是简单地兼顾效率和公平，而是把两者融合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很纠结，因为过去流行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要追求效率，毫无疑问就会有损公平；而要追求公平，就会有损效率，两者是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总有损失，要么损失公平，要么损失效率。其实，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这种纠结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事物本身造成的。我认为，效率和公平自然能够融合，并非相互排斥、得此失彼，关键在于怎么调整理论思维的范式和分析的框架。从财政来说，要把公平和效率融合在一起，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所以，我有个比喻，公平和效率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不能说左腿兼顾右腿，也不能说右腿兼顾右腿，否则，那就是“瘸子”了。　　

第二，财政有两大作用。已有的理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讲的，但是我认为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财政的两大作用：基础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基础性作用是从国家治理层面考虑的，更多具有整体系统性和长远性，不能只着眼于短期；而工具性作用是从政策层面考虑的，往往着眼于短期。我们现在对财政的工具性作用讨论得比较多，而对财政基础性作用研究得不多。

基础性作用就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短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经济的事情，而是系统性、全方位的问题。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就是一种短期的、静态的分析，一般用于解释财政的工具性作用，但很难解释长期性或整体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感觉到这个框架越来越有局限性，但由于还没有创造出新的框架来替代它，所以没办法，只好继续用旧的。我们的实践进展很快，但理论创新却没有跟上。

严格说来，整个社会科学思维不仅仅是停留在凯恩斯时代，更是停留在200多年以前牛顿的时代，因为现在所谓的科学思维、科学标准、科学方法都是以牛顿时代订立的力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称为科学也是从牛顿的定义演变过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思维已经不适用于现实。

现在，一涉及到经济问题我们就谈宏观调控，但这属于短期性、应急性的思维，而不是治理的思维。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放弃宏观调控，但还需要创新，因为仅靠宏观调控已经解决不了问题，还得更加强调经济治理，从整体角度来考虑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可持续，结构调整才可能真正收到成效。因为宏观调控会不由自主地强调政府这只手的作用，有的时候会产生挤出效应而不是挤入效应，尽管从眼前、从短期来看可能增长是稳住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却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比起调控角度来说，我们更多要从治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包括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

第三，财政的两大平衡。这里的平衡并不是收支平衡，也不是横向或纵向平衡，而是风险平衡。比如，我们现在面临最大、最突出的三个风险就是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具体来说，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老百姓改善民生的越来越大的诉求，以及雾霾等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治理这些风险，都需要政府投资，如何平衡，是个大问题。

尽管财政规模已经达到17万亿，但是面对凸显的这三大风险，财力毕竟有限，那么钱该怎么花，怎么在三者之间找平衡？这就是一个难题，需要新的理论支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风险的“新常态”，过去传统的支付结构的分析有很大局限性，没法平衡这三大风险，因为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是可以转化的。财政首先要把它们隔离，就像打仗似的分别包围，别让它们连在一起，否则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风险就会相互叠加、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然后变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公共风险。

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需要平衡，因为财政要治理和化解这些风险，弄不好就会扩大财政自身的风险。因为，财政自身也有不确定性，并不是有预期收入就一定能完成，也有可能完不成，那就会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扩大财政风险，到了一定程度又会转化成公共风险。澳门就是前车之鉴，去挽救经济危机，结果弄出财政危机，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的问题。所以，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不能无视财政的能力、一味要求财政发挥工具性的作用。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说财政赤字率没有到3%，完全有空间，我们债务率50%左右，还可以扩大，说财政政策可以更加积极。我对这个观点持保留看法，因为财政赤字就像氢气球，即使不控制，它自己也会飘上去；赤字率要是上升了，就是逆水行舟，很难降下来。你看日本和美国赤字，能轻而易举降下去吗？很难。

所以，财政风险和公共的风险要考虑到平衡，不能一味的考虑财政，不考虑经济社会的风险，但是也不能只考虑经济问题，而是要平衡。现在是风险社会，风险实际上就是权衡和选择，我们无法逃避。　　

第四，财政应是两级分权。我认为，财政体制应该从两个层面构建，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地方层面，不能按照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考虑财政体制，应该分开。因为，我们国家是两级治理，不能混同于五级政府，它们是两个概念。我国的国家公共权力并不是在五级政府之间均匀划分，而是在两级（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立法权、司法权、征税权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从五级政府角度考虑财政体制，就属于严重的误区。过去一说税不够分，那就扁平化，变成三级，这样的思路本身逻辑就有问题，政府级数和治理级数应该是两码事。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同属地方治理范畴，应该归于同一个层面来考虑，而不要都提升到整个国家治理的角度。

讲财政体制可能就讲到事权、财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产权。我们是国有制国家，很多东西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是一个笼统概念，到底中央政府所有还是地方政府所有？宪法规定所有权只有一个，民产就是国务院代表，军产是国务院和军委代表，但是实际运行中产权几乎是各级政府都有，并没有明确界定。公共产权、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应该怎么分配，并没有纳入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之内。我们一谈财政体制就是分税制，却把最大的国情——公有制忘掉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过去认为，只有私人所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而公有制不能，但实践证明这个理论破产了。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应当有一个衔接的桥梁——产权制度。我们现在的实践中，产权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认为这与没有构建起产权理论有关。现在的产权理论都以私有制为基础，并没有公有制基础上的产权理论，而产权和所有权又是两个概念，比如他物权、自物权都是产权，但是所有权呢？只有自物权才是产权，他物权不是我的东西，怎么是所有权呢？所有权就是占有和排斥。

现在无论是私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要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有一个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和所有制不是一码事，应该是在所有权的基础上分解、分化、延伸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真正建立起产权理论和产权制度，这就导致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只有分税没有分产。

并不是说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有权，但产权是可以划分的，这实际上还与土地财政的问题连在一起。我们老是在批评土地财政，但是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样征用农民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收益是谁的？按道理说是国务院而不是地方政府，但为什么地方政府用了呢？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很多东西我们说是国家所有、分级管理，而现在分级管理现在变成了分级所有，所有制不是在变形吗？这属于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深化讨论。

从财政体制角度来讲，除了分税还有一个分产的角度，这个报告里面也点到了土地出让金的问题，我感觉这点非常好。这些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都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实践去创新，西方那套理论无法全面解释我国的现实，也无法指导我国的未来发展。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新华网立场。）

核心提示：“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是中国智慧向世界展现的一种新的链接方式。它崇尚共赢、它多管齐下、它是系统的、它是清晰的。梳理历史的各种，很难看到有这种形式的链接。

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链接是这个宇宙演化的密码。当物质之间发生链接，它们就能够信息交换，进而就会发生演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各种形式的链接。有人与物之间的、有人与人之间的；有群体之间的、有个体之间的；有现在和过去的、有现在和现在；有和平方式的、有暴力方式的等等。

“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是中国智慧向世界展现的一种新的链接方式。它崇尚共赢、它多管齐下、它是系统的、它是清晰的。梳理历史的各种，很难看到有这种形式的链接。

能够产生这种与众不同“大链接”的背后是中国综合能力的提升。其装备制造的发展可以让高铁、管道铺张开去；其金融储备雄厚可以为大链接提供资金支持；其自由贸易主导的理念可以为世界传递多赢；其生机勃勃的市场可以向外界提供有益的反馈。

一带一路，世界新链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公布，酝酿近两年时间的“一带一路”指导性文件终于出台。不过，这八千多字的文件仍需要进一步解读。

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样的高层智库都参与研究，并提出不少对策建议，有些已经写入战略。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这是时隔一年多我们再次与他面对面，之前他提出的很多有预见性的观点，比如用产业园模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写入战略。

选择重点“驿站”

《21世纪》：这次公布的“一带一路”文件称为“愿景与行动”，而不是原先我们设想的“一带一路”规划，这怎么理解？

魏建国：这就发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视又很慎重，不像以往那样搞模式为先、规划在先的做法，而是根据不同特点对逐个国家、城市和项目进行探讨，不追求模式、时间、路径和项目上的一致，而是带有弹性的，带有共同愿望的。

《21世纪》：那接下来怎么推进，有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案？

魏建国：有，我认为下面就是由我们各部门与各个国家推进落实，通过资金、政策、项目和规划进行落实，但不是统一推进，而是各国自己可以决定。也不一定从离得最近的国家开始谈，有可能是从很远的国家开始，成熟一个是一个，条件最具备的先行。

《21世纪》：“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公布后，内容还是与我们预想的有很多不同之处，您怎么看这个文件？

魏建国：这个愿景规划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很好的东西。

第一，它把“一带一路”一些规划和愿景细化，从时间上进行细化，规定在什么时间内完成什么项目。

第二，在程序上也很细化，争取尽快跟“一带一路”国家实行五通，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要尽快和“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签订双边和区域的FTA（国家或地区间的自贸区），加快FTA谈判，也要加快和有关国家的BIT（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还要加快和有些国家关于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谈判。

愿景规划的发表还是有利于推动五通的具体落实，我们已经在路线图、时间表上做了细化，下一步就是落实。落实过程中我认为还是要突出重点，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13个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52个国家，这65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开展，所以我建议选择海上和陆上的驿站。未来选10到20个驿站作为“一带一路”的支撑点重点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园就很重要。

《21世纪》：选择驿站或支撑点有什么标准？

魏建国：主要是看对方需要，看条件的成熟度，以及政策沟通和道路沟通方面的成熟度。双方政策沟通之后，然后基础设施联通，再到货物流通和金融融通，最后到人心相通，总是有先有后。

产业园是落地最好的平台

《21世纪》：愿景与行动提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园为什么重要？

魏建国：建设产业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最好的平台。第一，产业园是两国政府签订的，在所在国里双方合作的、各种条件具备的、有利于企业和当地税收就业等政策落实的最好平台。有两国政府的保障，避免企业走出去单打独斗。第二，产业园基础设施完善，方便企业入驻并办理当地的各种手续，包括税收、签证的办理，还有交通、原材料供应等都是产业园可以做的。

《21世纪》：产业园是进行专业化分工，还是像以前中国所做的大杂烩？

魏建国：这个产业园是针对当地的优势而建的，不是大杂烩。这是为当地量身定做、定向打造的适合当地优势的产业园，使得合作国家的基础工业、优势产业得到发展。

这绝对不同于十多年前我们在巴基斯坦搞的海尔鲁巴伊和非洲赞比亚谦比西铜矿那种大杂烩式的，而是要把园区打造成为当地的基础工业基地、高新技术基地、机械制造和设备基地以及当地的出口加工基地，最后打造科技研发基地。

《21世纪》：这意味着产业园有一定的准入门槛？

魏建国：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走出去，一定要具备一些条件，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责任，知道当地民众和市场的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合规交往，而不是采取桌下交易或走上层路线。这是中国企业展现新面孔的最好时机，也是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上立足、叫响的关键。

对中国企业来讲，“一带一路”不像以往那样是个大杂烩，更不是企业一窝蜂到一个地方。为什么要搞支撑点、驿站，就是有资格有门槛，让我们公开、透明、合规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和当地企业进行合作。

我们之所以在墨西哥的高铁和斯里兰卡的港口项目上出问题，一方面是外国势力阻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外的企业对当地了解不够，应该更看重对当地的社会责任，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反对派和其他方面找到借口，这一点不克服，我们的项目永远走不出去。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有这种问题。

应该再次强调，这次“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要彻底打消窝里斗和无序的价格竞争。这一点各部门，尤其是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要做好这方面工作，我们的驻外部门，特别是使馆的经商参处要发挥作用。

开辟新市场重在共赢

《21世纪》：在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也需要打造新的增长点，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能开辟多大的市场？

魏建国：我认为，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中国将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所以这次改革开放在寻找新的市场的时候，一开始摒弃以前的观念把淘汰的产能转移出去。

在寻找新市场的时候，不要首先考虑中国企业的利益，不要考虑中国自己一家的得利，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等原则。

“一带一路”愿景规划很重要，愿景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这是长期打造的东西，让当地企业、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觉得中国是个可依靠的伙伴。

我以前在非洲工作，经常讲独家行走得快，同伴行走得远。“同伴”二字在对外关系中可能以后是关键词，我们不会打造同盟，永远是同伴关系，而不是像某些国家为一己私利不惜损害别国利益，“一带一路”愿景最终体现的是这个事情。

《21世纪》：现在推进“一带一路”您最关心的是什么？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魏建国：“一带一路”首先要选择好驿站和支撑点，关键是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把“一带一路”尽快打造成互利共赢的模式。“一带一路”最后能不能受到欢迎，能不能进行推广和进一步发展，最终考验要看是不是可以取得共赢。

“一带一路”最终中国和合作国家能不能取得互赢，能不能和亚投行的其他伙伴取得共赢，互赢和共赢是衡量“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关键，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21世纪》：就是先打造利益共同体。

魏建国：在命运共同体之前先把利益共同体打造好，利益都一致了，比如这个项目最终得益的是我们双方，那以后就慢慢会走到命运共同体，我最担心的就是利益共同体能否打造好。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计划的酝酿之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给2015年的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思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5年会发生什么？多位经济学家和相关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大胆预测。

预测1：印度经济增速将会在十三五期间超越中国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按照去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在2016年印度的增长速度会超过中国，印度目前采用的发展方式就是东亚的发展方式，招商引资，入口导向，基础设施。所以印度很可能在我们的“十三五”和以后的这一段时间抓住我们劳动力密集型往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8%到9%的增长。

预测2：中国财政金融风险在逐步的释放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表示，从国内来看，一个是经济的下行压力，从高速增长转到了中速增长，调整的势头越来越显现，另外就是物价也有下行的压力，PPI已经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1月份CPI是0.8，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至少给市场的信号就是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在三期叠加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金融风险在逐步的释放。

预测3：十三五时期可能是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时期

国务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指出，“比如说债务风险基本可控，金融风险基本可控，社会风险基本可控，都是基本可控。但是我的感觉，“十三五”时期有可能是经济结构调整最关键的时期，也可能是各类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要增强社会的信心、企业的信心、投资人的信心和市场的信心，要增强透明度，要让我们这个规划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情，现在几乎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个政府部门，老百姓对“十三五”基本上是不了解，不关心的。另外要正视我们的问题，不要光看到光明的地方，也要正视现在潜在的风险。”

预测4：政府要放弃一些产业扶持政策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直言，“十二五”期间，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是非常重要的教训，“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这里面有机制问题，一旦我们列入了这种产业政策，各级政府都去资助，市场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过剩产能”，樊纲建议，今后应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

预测5：精密制造业将成实体经济发展重要推手

从规模上来看，精密制造业可以覆盖整个制造业的大约三分之一。精密制造业是资金、技术、人才高度密集产业，建设一条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费用堪比一个航母编队。

如果中国能提前在精密制造这一领域布局、深耕，就能尽快占据世界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同时，精密制造也是当前中国寻求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一个重要推手。

预测6：汽车业将替代房地产成新引擎

汽车的单价虽然比住房低很多，但后续消费大，而且每隔几年就要更换一次，因此从长远看，汽车产业的规模要超过房地产行业。

当前中国汽 车业已经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因此汽车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完全可以期待，并将很快实现。

预测7：90后农民是今后城市住房、汽车等消费群体

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要更加重视培育新的消费群体，而不是培养一两个消费热点。比如说80后，特别是90后农民工，我觉得是将来潜在新的消费群体，是今后城市住房、汽车等消费群体。但是如果制度不明、政策不畅，形不成稳定预期，这些人的消费可能就不能释放。”

预测8：养老消费的“朝阳产业”

据联合国“老龄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1.5亿的峰值，其中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22%，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则将增至16%。然而，埃森哲研究报告则揭示了事物的另一面，即老龄化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老龄产业方兴未艾，在国际上被看作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其中，除了诸如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以及保健产品和服务等传统商机外，还包括老龄教育、健康状况分析、病人信息和诊断的电子管理、自助工具、上门的移动健康服务等。

可以这么说，老年消费是未来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点。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约为3亿人，如果这些都有养老金的话，就基本相当于增加了3亿消费人口，这将是怎样庞大的经济规模增量！

预测9：5年之内北京的空气污染一定能治理好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我们去年是30亿吨的煤，中国的煤很有意思，主要是在北方内地生产，而我们的沿海是能源的主要使用地，而我们的发电效率非常高，在沿海一带是世界领先水平，排污的标准非常之高，在世界是领先的。可是我们的煤在金属冶炼方面的效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北京的污染主要是这个带来的，北京周边大量烧煤，搞炼钢炼铁。怎么办？办法很简单，比如去年我们只进口了2%的煤，沿海一带进口印度尼西亚、巴西的煤，那个煤的质量不仅比国内的好，而且价格还低。一个办法，把河北这些金属烧煤的干掉，在沿海一带直接进口煤，然后用来发电。这样北京周边的这些高耗煤的都干掉，但是保持一定的煤的生产能力，煤矿别关，保持通电，一旦国际上出现问题，马上可以换煤，这个怕什么？所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个人认为，5年之内北京的空气污染一定能治理好。就像APEC期间一样，因为来源太明确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确提出大国发展战略。”

2015-03-26 08:25:49来源：人民日报作者：责任编辑：李平沙

“一个大学做创业这件事，要落在创新创业教育，而不是创新创业生意。作为一个教育者，不管成败得失，最后着落下来是人，人才是教育的成果，他们的未来才应该是教育者最关心的。”

这段话来自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是他在日前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业加速器”启动仪式上的一段发言。

当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之下，在“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的鼓舞之下，创业与创新在高校的青年学生中已经蔚然成风，创业教育也在不少高校内开展得风生水起。可什么样的创业教育才是理性而科学的，高校创业教育究竟落脚于何处？这是当下高校亟须思考的。

首先，大学生创业教育不能忘教育之本。大学生创业教育先是教育，然后才是关于创业的教育。回想过去，上课可以接单发单、网店等级可以抵学分的“淘宝班”，集体宿舍“住改商”，寝室卖商品影响室友正常学习生活……如此怪现状，正与学生们没有接受理性、健康、科学的创业教育相关。

大学生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远远不是想办法赚钱那么简单，以赚钱为目的的创业教育只能与教育的真谛南辕北辙，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要想落到实处，真正应该做的是着眼于绝大多数学生的长远发展，点燃学生的创意之火，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学生的创业能力，让学生做好充分的职业准备，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创业教育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成功观”，我们固然要为学生树立创业成功的典范，但更要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明白，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真正的人生赢家应该是那些享受创意、创新、创业过程的人，而不单单是那些成功的创业者。在创业的路上，成功的结果固然重要，享受创造的过程，同样重要。因此，理性的创业教育也需要营造一种包容失败、鼓励冒险的教学理念和校园氛围。因此，作为创业教育的授课教师，不仅要肯定那些成功的创业者，更要肯定那些正在奋斗路上的未成功的创业者。因为他们一样都有着充满创意的计划，有着写满辛劳的付出，有着为梦想不懈努力的坚持。

当然，激发大学生创业活力，教育还需承担许多，心理教育、生命教育、风险教育……创业教育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不断的；不是笼统模糊的，而是多种品质培养，从而培养和鼓励青年学子创意创新的热心，以及努力创业的恒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期待高校的创业教育，更多落脚于教育的本质，落脚于人。

2015年04月08日 09: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储朝晖

3月17日，本版头条刊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文章《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从“才”与“人”两个维度指出中国教育问题呈现出的显著特点，即在“才”的维度上“均值高，方差小”，在“人”的维度上“均值低，方差大”，并围绕“人”重于“才”，教育既要“教”更要“育”的理念，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四大行动”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文章刊出后，迅速引起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围绕“均值”与“方差”的讨论不断发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光明日报独家撰文，就“均值”与“方差”的实证基础提出质疑并与钱先生商榷，本版今日特刊发此文，以期和读者一道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教育改革的现实路径。

一年前，在一次讨论会上遇到钱颖一先生，当时他说中国教育严重而普遍的问题是短期功利主义，对此我高度认同。由于我俩都曾学过数理专业，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有不少相同之处。

近来，各种渠道传来钱颖一先生对中国教育的“均值”与“方差”的观察，初看觉得这种观察有新意，深入思考便觉得这一说法很难立得住，就如同本人也曾经试图列出函数关系式，建立教育场论，用能级跃迁解释人和人群的成长发展，后来长期琢磨，觉得要做到像钱先生那样形象描述一下还是可以的，但由于难以建立普适的规范，又缺少实证的基础，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能生搬硬套。

依钱先生的思路，您所说的“均值”和“方差”的具体变量是什么

如果进行纯数据计算，当然可以就一组无具体变量的数据做均值和方差的计算；当你用它来测评一个具体对象时，用来评价教育的状况时，就应该有具体的可通过实测获得的变量数据。比如一组学生依据某个量表测得的记忆数值，可以做均值和方差计算以了解其集中与偏离趋势，再如平均速度、平均身高、平均产量、平均成绩等等，都是有具体可度量变量才言之有物。而钱先生多次讲到中国教育人才的“均值高、方差小”和中国人素养“低均值、高方差”时均未提到是对哪个变量统计得出的结果，或用什么测量工具（量表）测出的数据。比如说中国教育在知识能力培养上“均值”高，这个均值是什么变量的均值？人才水平“方差”小，缺少拔尖者，又是什么变量的方差？在没有变量、没有变量测量数值的时候就得出它的均值高、方差小能站得住脚吗？所能见到的仅是举例，均值和方差的值恰恰不能建立在举例基础之上，对人才和素养的评价也不能在没有经过数值测评的基础上就得出均值和方差的结论。

钱先生所说的方差和均值是否有实证调查统计依据？多大范围，多少样本？直观观察怎样得出均值和方差

钱先生一面强调“由于我没有受过系统学的教育方法，所以不熟悉系统学的教育理论框架，不过我是教育实践者，我想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您所讲的观察是您几个阶段的求学和执教经历，它们留在您脑中的主要是表象，而您说出的结论却是需要测量、统计计算才能得出的“均值”和“方差”，一般人很难按数理统计的规范理解中间的依据何在？既然用了数理统计的“均值”和“方差”，那么样本从何而来？在多大范围内选取的样本？如何抽样，选取了多少样本？就以所举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中上海学生在3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都名列前茅的表现能说明全国的情况吗？同样，中国友谊奖获得者经济学者罗斯高（Scott Rozelle）在中国工厂里对年轻工人用小学五年级水平的试卷进行考试表明：“有60%的人数学不及格，有70%的人语文不及格，英文就更不用说了”，而所测这些工人大都是有初中毕业文凭的。您将中学生学业测评成绩当作社会人才状况的判断也不够准确。数理统计当然可以进行推断或预测，但前提是要有测量数据。

从本人长期实地调查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学生基数大，难以开足开齐课程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学的内容和方法都过于刻板，若选择初中毕业时对中国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测量，其均值未必就高到哪里，钱先生用自己经验观察到的例证和上海这一不到全国学生总数千分之五的局部区域的情况就对全国的教育状况下判断，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作者 ：万玉凤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4.3

4月1日下午，教育部南楼301会议室，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后，还有不在参会名册的企业代表陆续赶来。可以看出，这场产学合作育人项目交流研讨会，切中了企业技术创新、人才招揽的脉。

创新驱动视野下校企合作

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是科技创新，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驱动靠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与人才第一资源的结合点，高等教育责无旁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要实现这样的转变，离不开产学合作育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开宗明义，“正如产业企业的生产要对接市场需求一样，工科人才培养需要对接产业企业的人才需求。”

“互联网+”的时代，创新型人才最为抢手。与以往不同的是，就互联网创新而言，小团队也可以成就大事业。用百度校园品牌总监张高的话说，就是“不要把实习生当职场小鲜肉，而要创造机会让他们接触最新的技术，每一个有创造性的想法都可以被实现”。

于是，有不少企业像百度一样，把目光瞄准了高校，通过各种人才计划、创新竞赛发掘和培养业界最紧缺的创新人才。

“百度技术进校园，是把互联网的新兴技术、最佳项目实践经验，尤其是互联网人才特殊的知识、技能需求引入教学，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是完成企业需求和高校教育对接、营造热烈开放的学习环境的创新尝试。”张高表示。

谷歌公司教育合作项目部朱爱民总结近年来开展校企合作的经验，也发现“模式清晰、流程顺畅的校企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同时储备人才”。谷歌今年将深入开展移动应用课程体系建设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两大项目，重点培育大学生的创新和创业精神。

寻找合作的共赢点

“校企合作最重要的是双赢，这是设计所有合作项目的宗旨。问题是选择什么形式和内容来合作？这是需要企业深入研究和整理的，必须要清楚我们有什么，怎样才能帮到大学生。”张高直言不讳，当初百度合作的需求并不旺盛，很多部门不希望将产品拿到高校去合作，认为自己开发更快些。

但百度的实践证明，基于技术需求的合作，效果更好。“题目本身有价值，高校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很高。

现在百度的技术部门排着队来找合作，2014年百度面向高校发布来自内部14个部门提交的47个技术问题，经过评审最终选择了35个对外发布。”张高表示。

记者发现，“应反映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体现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产学合作项目的前沿性，被明确写进教育部征集2015年项目的要求。

“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行业不同，传统产业校企合作的侧重点应放在哪呢？”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冯晶、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教育合作部专员元娜等企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困惑。

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处长吴爱华表示，传统产业的企业在推进高校专业综合改革上大有可为，不仅要将新的技术发展加入教学内容中，而且在推进工程训练、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传统产业也要将互联互通、技术创新的需求带到校企合作中来。

创新校企合作生态系统

校企合作如何“1+1>2”？

“激发生态系统创新。”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企业事务部经理秦征说，英特尔已经从单纯地开设一两门课，发展到与学校合作更新课程体系，共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积累普适性的经验和模式，推动高校间的合作。同时，通过产业合作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

秦征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企业代表的认同。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合作伙伴事业部团队负责人李岩表示，阿里巴巴今年将与教育部共同推进校企合作，但不是“单枪匹马”地进校园，而是以阿里生态一起进，让大学生学习和体验到真实的创业生态圈。

朱爱民介绍说，他们在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项目时，也将遴选合适的投资机构作为合作伙伴。这有利于让学生学会如何看市场、找项目，更为他们提供获得创业资金的机会。

“在与高校合作的过程中，企业间的交流和合作也很重要。”赛灵思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大学计划亚太区经理陆佳华和中软国际有限公司北京ETC总经理罗娅在这点上，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会遇到一些共性问题，大家可以相互借鉴经验，或者整合资源，共同推动校企合作。

张大良说，产业升级，高校转型，都离不开产学合作。“学校与企业要共同研究制定教学质量标准，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开发教材更新教学内容、组建教学团队、建设实训实习基地、实施人才培养、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只有实现这八个共同，高校转型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来源：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作者：李国敏2015年04月22日　02:12

在德国工业4.0概念全球迅速走红的同时，已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业内人士表示，实现“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最重要的是人才，这一规划的出台将加速形成技术人才的正金字塔结构。

从大到强的跃升

行遍全球的“中国制造”正面临怎样的挑战？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说，“我国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几十种产品的出口占到全球70%以上。但近年来，产能过剩、利润率低、发展粗放等正严重困扰我国制造业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20%，与美国相当，但却大而不强。

与此同时，全球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竞争规则正发生重大转变。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正着力实施现代制造、工业4.0等举措，致力重振本国制造业。

中国制造如何转型升级，重塑新型竞争优势？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制造业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据透露，已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将在近期正式发布。与之前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打造工业互联网，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创新以3D为核心

大国与强国虽一字之差，但却有云泥之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认为，要通过调整存量和优化增量，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促进工业向优质、绿色、低碳转型，解决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

值得瞩目的是，在新一轮变革中，3D技术将成为重塑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手段之一。

3D技术之所以获得这种地位，其原因在于借助3D技术构建的虚拟条件下，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产品的设计结果、内部结构、制造过程和运行原理，自主地互动参与产品设计过程、把控和监督生产过程，预先发现和修正缺陷、问题，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

“3D技术现在已经嵌入到工业的整个流程，包括工业设计、工程设计、模具设计、动漫制作等等。近来风头正劲的3D打印技术，更是这种潮流最直观、尖端的体现。”全国3D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国家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工程师杨海成教授说。

在杨海成看来，三维数字化、网络信息化和虚拟仿真化的全新方式和现代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创新实践的技术与成本门槛，激发和提升了大众的参与兴趣和创新热情，首次使全民参与创新实践成为可能，因而大大拓展了创新的概念、设计的内涵、实践的形式与参与的范围。

人才破冰加速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发展制高点。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是中国潜在的制高点，智能制造则是当前主攻方向。”

3D技术是支撑智能制造的基础性战略性工具技术，但技术型人才紧缺导致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全国3D大赛组委会秘书长、3D动力总裁鲁君尚表示：“目前我国对3D应用人才需求非常庞大，缺口约为800万人，特别是在操作层面缺乏众多文化素质高、技术精湛的优秀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当前,由“大”到“强”的路上，我国形成技术人才正金字塔结构的脚步正在加快。强调人才为本的“中国制造2025”颁布在即。此前由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国家增材制造产业发展推进计划（2015—2016年）》亦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增材制造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开展高校教师的增材制造知识培训，鼓励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或建立增材制造人才培训基地。

“由全国3D大赛联合3D动力主办的聚焦3D打印与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的3D动力特训营，以其‘银领’职业培训新模式或为3D应用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鲁君尚说，“网络在线的全国3D大赛之‘3D名家大讲堂’也已于4月中旬正式开讲，为3D行业学习者搭建学习交流、互动交友的全新平台，孕育3D人才脱颖而出，用人才支撑为‘中国制造2025’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本报记者 李国敏）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峰 2015-04-22 05:31:23

核心提示：“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4月14日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21世纪经济报道

“现在很多人，到什么地方先问‘有没有WiFi’，就是因为我们的流量费太高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这一“社会关切”带到了4月14日举行的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

据报道，座谈会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表示，当前中国互联网流量的“指数式”增长，对通信基础设施不断提出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认为，“对老百姓来说，流量费下降是受欢迎的，通过技术变革，让网络流量费用更低一些也是可能的”。

刘韵洁介绍，一些大的互联网企业有付费使用优质互联网服务的意愿，但现有网络架构无法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新一代互联网则既可以提供免费使用的‘普通公路’，又可以提供更好体验的‘高速公路’”。

刘韵洁不仅是一位技术专家，还是卓亚网络法治中心名誉主任，这是一家致力于研究互联网法治领域的民间智库。

“每年都扩容，问题仍严重”

《21世纪》：李克强总理座谈会上提出的我国网速慢、流量费贵的问题，技术层面的根源在哪里？

刘韵洁：2013年时，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巴西、印度、日本、俄罗斯5国数量的总和，但中国互联网的质量又是怎样呢？

美国Akamai公司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互联网平均每个用户的带宽在全球排第72位。这说明中国的互联网的网速是很慢的。

当然，这也不能说我国的电信运营商不努力，不管是中国联通还是中国电信，他们每年都在翻番地扩容带宽。这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再走老路，要通过技术变革，采用新的互联网架构。

很多人认为解决宽带拥堵问题，只需要把铜缆换成光纤，提速到10M、20M就可以了。这解决的只是互联网“入口”的问题，哪怕用户接入互联网换成“高速公路”了，但如果互联网内部仍是“普通公路”，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且现有网络建设的成本又比较高，运营商虽然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等“挖潜”手段进一步降低流量费，但如果企业长期亏损，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运营商的根本出路是抓住互联网技术架构变革的机遇，大胆创新，探索采用新的互联网技术架构，对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用户区别对待、实现定制化服务，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网络发展之路，摆脱运营商目前的困境。

《21世纪》：网速慢、流量费贵恐怕只是电信服务的一个表面问题，现有的互联网架构究竟面临哪些挑战？

刘韵洁：当初互联网的设计本来是解决计算机之间的互联，当时根本不会想到今天承担这么多任务。第一个挑战是原来的架构已经制约了网络的发展，很不灵活。第二个挑战是现在的流量增速呈爆炸式增长，尤其是视频的流量，重复冗余的流量很多，目前的互联网架构难以适应。

第一个挑战体现在OTT业务上，传统的电信业务是运营商建好网络，然后向用户按流量收费。但互联网企业的OTT业务越过了骨干网的计费系统，比如微信的语音、文字传输就不像电信运营商的短信服务那样收费，在免费使用网络的同时吸引了大量用户。这样的市场竞争下，导致运营商也都去大力发展OTT业务，而没有动力去增加骨干网的带宽。久而久之，互联网就像一座大桥，会因为承载不了那么多通行的汽车而坍塌。

第二个挑战是互联网用户量发展太快，2011年的互联网流量是2010年的一倍，美国高通公司预测，根据这样一个速度发展，未来10年互联网的流量将是现在的1000倍。

这导致电信运营商的带宽每年都在翻番扩容，一个工程的建设周期是两年，也就是说这个工程还没完工，第二年下一个工程又启动了。可即使这样搞，中国互联网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这其中包括互联网中传输的是大量的重复信息，比如2011年的一个数据显示，优酷网上点播超过1亿次的电视剧就有30部。现有的网络架构必须经过变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普通公路还是高速公路

《21世纪》：新一代互联网与现在的互联网根本上有什么不同？

刘韵洁：现在的互联网相当于普通公路，不管是快车、慢车，都在上面堵着。但新一代互联网可以根据需求，在普通公路之外，实时开通高速公路、高铁、航班等不同的服务。

实际上，对于更优质的骨干网服务，存在着差异化付费使用的可能。华为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用户愿意最高溢价25%，使用质量更好的网络。

还有一些数据，比如美国的亚马逊公司统计，每个用户登录其网站的时间增加0.4秒，它一年的损失就达16亿美金。雅虎公司也发现，每改进400毫秒的登录时间，会增加9%的业务量。所以互联网公司都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电信运营服务。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Google公司在法国收购了一个公司，结果发现当地网络质量不好，他就跟法国电信提出，愿意多付费使用更好的网络。还有美国著名的视频网站Netflix，2013年10月的时候，发现因为用户增多，导致网络速率下降了27%，于是同样和一家有线电视运营商提出购买优质网络的要求。

在网络架构上，Google的决心很大。它采用新的网络技术架构将全球12个大的数据中心联在一起，从而将网络利用率由原来30%提升到了95%。尝到甜头后，Google在2014年一季度投了23亿美元，实际上是每年投92亿美元，要在全球100个国家的数据中心建设新的技术架构网络。

《21世纪》：中国的新一代互联网研发、应用的情况怎样？

刘韵洁：我从2005年开始研究新的互联网架构，2007年，组织了中科院、北京邮电大学和清华大学3个团队，后来我们3个团队被引入到江苏省，省市政府给了很大支持，从而有了非常大的发展。现在，我们3个团队发展成了18个团队，外围团队有40多个，从不到100人变成了500人，加上外围团队有800多人。

前不久，中国电信有关负责人透露，中国电信今年将会在ChinaNet、CN2两张全国骨干网的基础之上，打造第三张全国性骨干网络，主要用于数据中心之间的节点互联。三大运营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国内个别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提出建设自己的网络。

尽管中国的新一代互联网已经启动，但距离完全取代现在的IP网络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美国的电信运营商AT&T提出到2020年，75%的网络都使用新的架构，这个速度是很惊人的。中国的动作还不是很大，原因可能是电信运营商缺乏变革的动力，所以需要政府部门去推动。

抓住机会，

建成全球最好的互联网

《21世纪》：除了技术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在阻碍新一代互联网的发展吗？

刘韵洁：美国正在经历一个“网络中立”原则的巨大争论，这也是全球网络立法问题的焦点。

“网络中立”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内容和访问，防止运营商从商业利益出发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

2011年9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公布了体现“网络中立”原则的《开放互联网指令》，但就在这部指令生效仅一个星期后，美国电信运营商Verizon就将该《指令》和FCC告上法庭，要求判决《指令》无效。

从此《指令》进入涉诉状态，暂缓实施。2014年1月15日，联邦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否决了FCC的《开放互联网指令》。

2014年5月，亚马逊、Google、微软等公司又联名给FCC的主席写信，要求支持网络中立。2014年10月，奥巴马亲自表态说应该支持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公共事业，表示支持“网络中立”。

2015年2月份，PCC的5名专家以3：2的投票批准了新的网络中立条例。但正是在奥巴马发表讲话后，AT&T宣布停止在100个城市的高速光纤及联网投资，目前又有运营商针对新的条例提出了起诉，关于“网络中立”的争论也扩展到了欧洲。

《21世纪》：您如何评价“网络中立”原则对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影响？中国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刘韵洁：美国的“网络中立”原则，可能会制约其网络技术架构变革。但“网络中立”原则也有它的背景，就是运营商的现有网络提供不了更好的服务，如果要让一部分企业享受更好服务，就得让别人的网速更慢，所以只能大家的网速一起慢。这就导致“网络中立”原则成了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这个原则及其争论可能也会传到中国，我非常担心中国受到网络中立的影响，如果不允许运营商通过提供更好服务来合理收费的政策，就会阻碍运营商进行网络技术变革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恰好也可以利用美国目前的争论，赶超美国，建成全世界最好的互联网。（编辑谭翊飞）

《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22日第2版 (朱四倍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是社会的号召，也是公众的期盼。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校园是读书治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即读书。

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北大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为62万本，是近10年的最低数量，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107万本。“至乐莫如读书”的大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除了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创下10年最低，大学生的阅读内容也不容乐观：最受大学生欢迎、高居排行榜前三的是《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和《盗墓笔记》这类的通俗作品。远离经典、远离原著似乎成了当代大学生阅读的趋势。这些调查显示，大学生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在下降。

不过，该调研只包含了纸质书阅读的状况，日前发布的第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58.1%，数字化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读的增长最显著。虽说数字化阅读呈增长态势，但是，“都说读书好，都喊没时间”却成为了共同的尴尬。从媒介角度来说，电视、网络等对大学生阅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大众文化宣扬的“快餐消费”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阅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追求正是大众文化和媒介环境变迁的结果。大众文化消解着个体书本的深层次理解，影响着个体对思想深度的追求，大学生对通俗读物的偏爱，原因正在于此。

当本应引领社会读书风气之先、充当书香社会建设“领头羊”的大学师生也陷入了“疏远名著、阅读退化”的窠臼时，难免让人忧虑。可以说，阅读数量和层次的降低，阅读品位的直线下降，并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客观地说，单一的调查和忽视阅读环境、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因素得出的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结论需要辩证看待，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正视其中隐藏的问题。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是社会的号召，也是公众的期盼。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校园是读书治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即读书。大学生“阅读量新低”是一个统计学结果，也验证着人们的日常判断，尽管肯定读书的重要性，但只选择与自身有用的书籍来进行阅读。这与整个社会的功利氛围和实用主义蔓延有关。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社会和教育环境观察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现象。

阅读讲究方法，但对我国学生来说，除了教科书之外的书籍基本上都被归类为课外书，不仅阅读面狭窄，而且在阅读方法上也很为欠缺。不少学生仅仅把读书看作是工具、手段和敲门砖，根本无暇顾及方法的考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者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通俗性书籍的易理解和易接受就得以显现，而需要认真品味、仔细阅读的原著、经典自然无法受到欢迎。

当下，整个社会的读书行为都有着“效益”追求——看书能不能带来实用的效果，如成功、技能、处世等，恰恰遮蔽了阅读的真正价值，放逐了阅读的真正意义。本应是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心灵共鸣的阅读，却变为谋取现实利益的手段，并且，在某种实用效应实现后，就意味着阅读的结束，就意味着书籍可以束之高阁了，最终导致功利性阅读盛行，而精神性、思想性的阅读日益萎缩。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大学生群体受到严重裹挟，技术型书籍以及可以帮助实现就业和掌握生存工具、短暂放松压力和愉悦身心的书籍大受欢迎。大学生“阅读量新低”和阅读内容通俗化，是受社会和时代潮流挤压的结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爱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但是，现实中，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家长到学校都拒绝课外读物，据调查，当前城市中有超过半数中学生基本没有课外阅读，少数学生能读点课外读物，但以流行读物、娱乐快餐式读物为主，涉足严肃读物或经典著作的微乎其微。对升学和考试没有帮助的书籍被冠以“闲书”、“杂书”的名字，可以想象，到了大学，青年人能改变这种被强制灌输的阅读习惯吗？在苛求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时候，教育者和家长也应反思。

2015年05月29日 08: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每到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做老师的总是会被学生各种“约谈”，谈出国、谈读研、谈工作、谈当公务员的诀窍。然而，每次谈完之后，我却多少有些惶恐，因为大学老师本就是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职业，若是我能教你成为马云，我为何不自己去做马云？也许厘清教育与成功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主题之一，因为它既让教育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的压力，也让学生背负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扭曲。

在今天这个大众教育的时代，学位的含金量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了。考上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乃至考上博士研究生的结果，常常不过是让学生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有助于受教育者避免“失败“，而并非让受教育者获得“成功”。大学毕业，基本上能够获得一份温饱自足的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一份托底的保险，它让受教育者有一个潜在的保障，而非给人人一个美好未来。

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职业教育，它已经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让受教育者成为“城市居民”的巨大作用，也并不具备与传统科举制度相同的“从政”意义。务实地讲，它给予受教育者的回馈是非常有限的。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由于其一般性、规范性的特点，这种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也并不会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国外的高等教育其实也同样如此，除了少数名校与专业之外，大多数大学的就业情况，并不比专业性的学院或技校好。

大学已经成为大众教育、通识教育、基础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通向成功的教育。它面向的是普通人，培养的也多是普通人。对于国外的大学生而言，这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这却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我们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是以普通人的心态看待大学教育。他们仍然保持着科举传统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惯性，要求大学成为通向成功的阶梯，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坦率而言，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的大学来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知识已经不那么稀缺了。以前的教育是让人改变命运，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倾向于让你积极地面对命运。大学已经成为培养普通公民的场所，而不是贵族的摇篮。知识并不一定有助于通向成功，将是这个社会必须接受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要立足于让普通人的命运不再那么坎坷，让不能获得成功的平凡并不那么失败。让大学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向成功的独木桥，而是一条平凡却又平坦的普通人的幸福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成功，以追求成功为目的的教育，其实是把大多数人都变成失败者的教育。中国社会最应该做的，是让高等教育回归平常，让它服务于平凡，服务于人性，而不是让它成为塑造少数成功者与大多数失败者的角斗士学院。作为一名老师，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学生能成功，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

时间：2015年05月15日 来源：北京晨报

昨天，教育部召开发布会表示，未来，高校将扩大小班化教学，破除“高分低能”。并通过折算学分等方式鼓励学生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学生可休学创业。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按照总体目标，我国2015年起全面深化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进展，普及创新创业教育。到2020年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使投身创业实践的学生显著增加。

《意见》要求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扩大小班化教学覆盖面，推动教师把国际前沿学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融入课堂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改革考试考核内容和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非 标准答案考试，破除“高分低能”积弊。

为鼓励学生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各高校要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为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针对以上情况可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习。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学生制订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建立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单，客观记录并量 化评价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优先支持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此外，《意见》也再次提到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并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

高校安排创业基金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14日就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答记者问。

缺少启动资金，是大学生创业的一道坎。目前有多种途径解决资金问题：一是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整合发展财政和社会资金，支持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活 动。二是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三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奖励 基金。四是鼓励社会组织、公益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设立大学生创业风险基金。五是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和服务措施，重点支持大学生到新兴产业创业。六是有关 部门要加快制定有利于互联网创业的扶持政策。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期：2015-05-15

●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会出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新的平衡，需求端放缓了，供给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作转型再平衡。

●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出席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和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就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必须要发生的。经济将在今年或明年探底成功，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增速的下降，而是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此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再平衡。

经济增速由高速到中高速符合规律

刘世锦首先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一个最重要变化是增长速度放缓，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几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经济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必须要发生的。

2010年，我带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曾经做了一项研究。我们分析了一些国际经验，提出了一个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到2015年左右应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经济出现回升以后，呈回落态势。”刘世锦表示。

过去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相关行业，增长速度很快，把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建材这些行业拉起来了，这些行业也是以很高的速度增长。而且，重化工业发展当中有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比如，钢铁不够了，就要提高产能；产能不够就要建新的钢厂，而建新钢厂本身也需要钢，这是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在过去1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的这一特点有一定关系。最近几年，需求端已经遇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这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规律。增长速度放缓了，但还在增长，不过不可能保持以前那么高的速度了。供给端下来了，需求端也得跟着下来。但是，需求端下不来，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做减法，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要减产量、去产能，比如煤炭行业、钢铁行业减产10%、20%。

减产以后价格就会回升，价格回升以后盈利状况就会改变。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减产很难。一般来讲，企业不愿意关门，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它关门。为什么？只要企业还开着，就能算GDP，还可以收增值税。“我做过一些调查，煤炭行业，一些最好的企业现在都到了亏损的边缘，有些亏损很长时间的企业又关不了门，为什么？地方政府帮助他在那扛着，在亏损的边缘或者亏损状态下熬着。价格起不来，地方财政收入还是要下降的。”刘世锦说。

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再平衡

刘世锦建议，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新的平衡，需求端放缓了，供给端也要减，和需求端能够平衡，这就叫作转型再平衡。

“我们必须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能够实现，可以想象，比如说刚才讲的五大行业如果都不亏损了，都盈利了，其他行业问题不是太大，有一些行业日子过得还是挺好”，刘世锦指出，他做过一些调研，比如说通讯行业，他们说从来没有感到冬天。如果大多数行业日子过得不错，都能够保持一个相当可以的、可持续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我们还害怕什么？那个时候哪怕速度低一点问题也不大。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以质量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其实核心问题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企业能够持续地盈利，和它相对应的那个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就是一个好的速度。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淘汰低效企业靠的是市场竞争，但在我国目前体制条件下，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摆脱当前这种困局，也要用一些行政性办法，再加上市场性办法，形成合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争取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光靠市场的力量现在看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当年增长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点行政性的办法，比如当年OPEC在全球也搞了一个减产协议，我们得想一些办法。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解决以后，中国经济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企业普遍都盈利了，而且具有稳定性，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即使增长7%或者再低一点，每年的新增量最少7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排在第20位国家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每年新增量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中国。”

经济发展最后还要靠实体经济

最近，部分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因为资金链紧张而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引起政府高度关注。那么，实体经济怎么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刘世锦指出，出现融资贵的原因一是资金本身的价格高，另外是因为PPI是负的，造成企业压力很大。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改变PPI为负的状况，也就是解决通缩问题，主要是结构调整，减产能。另一方面要降低真实的资金价格。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作无风险利率。在经济活动中，总有一些把利率水平抬得很高的点。比如前些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时候，企业融资以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高的资金成本获得资金。此外，地方融资平台因为有政府信用担保，可以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这种无风险利率是有很大问题的。全社会的资金价格是由出价最高的人决定，当有这些无风险利率很高的时候，整个全社会的资金价格下不来，实体经济谁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最近两三年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房地产告别高增长期，中央政府对一万亿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置换。最近又有一个新的冒出来，就是股市，央行降准释放了上万亿的流动性，实体经济资金价格就降低吗？

刘世锦认为，不论金融领域还是其他方面，经济发展最后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发展，金融说到底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当务之急是限定泡沫性的投机性的来源，给整个经济创造一个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推动创新发展的有利的条件。

不过，刘世锦也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处在调整过程中，速度逐步放缓，但表现还是相当好的。“我们不要光盯着增长速度，还要看看速度背后发生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变化。就业总体上不错，企业效益前两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趋稳；财政收入有所降低，但增长也还可以；风险控制有些问题，但是还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节能减排也有新进展。取得这些成绩都很不容易。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由过去以投资、工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和劳动力投入，正在或者已经进入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依靠消费、更多地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的轨道。这些好的变化具有长期意义。”

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可能探底成功

针对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经济下行到何时结束，刘世锦判断，中国经济增长阶段仍处在转换过程之中，今明两年很可能探底成功。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完成探底需要满足三个必须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中主要包括三块，基础设施大体占20%到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是中国投资的80%到85%，其中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中国的高投资要调整到位，就要有三个“落地”，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

“到目前为止，对于房地产调整还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但是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因为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是1300万到1400万套，这个峰值去年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甚至以后一段时间，基本上房地产将逐步走平或者还会向下走，房地产整个拐点出现回落到一定的程度。”刘世锦强调。

第二，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过去一些年，由于基础设施、房地产高速增长，拉动了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一系列重化工业的增长，所以当高投资速度放缓以后，供给端的这些重大工业也应相应减少速度，但是这个调整速度很慢，于是出现了所谓严重的产业过剩。这些行业里面，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7个月负增长，所以需要实现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PPI指标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高增长能够触底，过剩的产能能够调整到位，新的增长点能够逐步起来，在这种状况出现以后，中国经济所谓中高速增长新的平衡点基本上就找到了。找到以后，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再增长五年、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到那个时候，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到2020年，中国按照现在美元计算的国民GDP的总量将会赶上超过美国。

企业盈利水平下降是最大挑战

2015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7%，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那么，应该如何怎么看待这种压力呢？刘世锦指出，增长速度放缓，大家都很在意GDP增长速度是多少，其实比7%高一点或者低一点，都是次要问题，只是表象，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会出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这个能维持多少时间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2014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一季度，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份，利润率下降的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等这些重化工行业。这五大行业占到利润下降的大部分，如果剔除这五个行业，整个工业的盈利水平与去年大体持平。这些行业是什么行业？我们称其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刘世锦说。

作者：刘灿 时间：2015-05-13 来源：人民论坛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围绕推进“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等，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蕴含着民本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等治国理政的“五大思维”。

一是民本思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一切执政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变”、“不能忘”、“不能丢”等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民本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是法治思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后，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要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2014年度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政法战线的同志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更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系统性、战略性部署。2015年，就政法工作习近平又批示指出，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断和部署，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

三是系统思维。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必须善于运用系统思维，从全局视角出发，统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在论述“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时，他又强调，“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方法论：以系统思维聚合力，用系统方法谋全局。

四是辩证思维。习近平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时，体现出了卓越的辩证思维。他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他指出，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实践表明，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对辩证思维掌握和运用的越全面，对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认识就会越深刻，行动就会越自觉。

五是历史思维。重视学习和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善于从历史规律中寻找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阐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时都体现了对历史思维的学习和运用。在论述历史的作用时，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他同时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历史，要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更加深刻，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加繁重，更需要我们善于从把握历史规律中寻找正确方向，善于用历史的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阔步向前。

时间：2015-06-11 来源:人民网

9日，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访华，习近平主席在与其会谈时指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方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命运共同体”一词再次出现在习近平的外交讲话中引起关注。据媒体统计，近年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演讲以及政要会面中几十次提到“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又是如何在不同国家、区域引起共鸣的呢？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共生主义的发展模式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新的国际观，是我们把握和认识当今国际社会重要而精准的视角。这种国际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是指“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客观现实的充分反映，是对当今国际社会存在和运行规律、本质及其走向的深刻揭示。概而言之，提出“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充分的客观依据。所谓合目的性，是指“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当今人类追求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价值目的，也包含着世界各国所必须遵循的共同的价值观和交往准则。

当前，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在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倒逼下，各国联系日趋紧密，人类整体利益日益凸显，人类“命运

共同体”正在出现，“命运共同体”思想也在逐步形成。在这样一种世界形势面前，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步入“死胡同”，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价值理念基础的共生主义的发展模式。命运共同体说到底是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之所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各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整体利益。而在具有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荣损与共”、利益相连的“连带效应”。

“命运共同体”是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关系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它在政策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双方不机会主义地利用国际环境变化中出现的机会，不通过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利益作为优先的政策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周边与全球战略研究室周方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未来，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在可预见的将来，在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实现“联通亚洲”指日可待。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改革，在亚洲“命运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曾在《人民日报》撰文如此说。

“命运共同体”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基础

邱耕田的文章还指出，“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的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中国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倡导走和平发展之路呢？一个重要的理论认知，就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换言之，中国之所以要大力强调和主张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和平发展，就是基于对当今国际社会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所主张的实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基础。

《新华每日电讯》刊文指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从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再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敞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车”、共享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这是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对 “命运共同体”的论述，这一以增进各方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共同发展而独树一帜的外交理念，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

赵婀娜

2015年06月04日04:26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招生进入“买方市场”，正可成为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倒逼高校的“质量与特色自觉”

　　

进入高考季，围绕这一当前中国最受重视的考试，呈现出两幅看似矛盾的图景。

一边是考生和家长的“考试焦虑”：安徽毛坦厂中学陪考的父母们抢烧头香甚至引发火灾，“万人送考”的场景过两天可能还会在一些地方再现。一边则是一些高校的“招生焦虑”：有考生收到雪片般的招生广告，同质化的学校、专业描述让学生们无所适从。

近日，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5高招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些“大数据”。报告显示，包括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在内的多个地区，已连续4—5年未能完成招生计划，尤以二本与三本院校最为突出，个别地区超过10%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

“生源危机”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加速上升。近两年来，这一数据平均增长4%，2013年已达34.5%。入学率的大大提升，使得学生和家长的主动选择权大幅增加。“考上好大学”取代“考上大学”，成为许多家长和考生的最高目标。而高校从过去的“我选择”变为现在的“被选择”，其教育结构类型的不够合理、部分高校办学质量不高、特色不鲜明、同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就愈发鲜明地暴露出来。

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考虑自身定位时，出现了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型的趋同追求。不仅本科院校朝着综合性大学迈进，高职院校也如此，导致的一个负效应，就是失去了自身特色。其中尤以地方院校最明显。以湖北为例，2013年全省67所本科院校中，有62所开设了英语专业，仅从设置的专业角度看，各校之间差别并不大。

还有一些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不顾自身定位和条件，什么热门就开什么专业。在2014年度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名单中，新增开设物联网工程等10个热门专业的高校，竟占申请新增专业高校总数的22%以上。

凡此种种，使得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规模变大、学生变多，但质量却难以提升、文凭“含金量”不足的现象，带来招生难与就业难的双重压力。应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是我国培养高素质劳动大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但如果高校求数量不求质量、求规模不求效果，这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甚至还可能出现一些人所说的“高教泡沫”。

当前，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在全面启动，改革的指向是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这就使得一些高校的“生源危机”在未来几年或将持续，甚至更为严峻。换个角度看，招生进入“买方市场”，正可成为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倒逼一些高校推进综合改革，激发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特色办学理念和办学效能，最终实现“质量与特色自觉”。

优化结构，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样的办学思路已提了多年，但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期盼市场的自由选择，能够成为高校提升质量的驱动力，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过程中，真正“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 人民日报 》（ 2015年06月04日 05 版）

作者：时间：2015-06-02

编者按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由此开启。

从那个改变历史命运的时刻出发，30年，中国教育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又该迈向何方？

5月25、26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和本报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报今日推出特刊，为纪念，更为凝聚共识，再次出发。

评价：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

30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始终显现着《决定》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中国教育面貌的深切改变点滴推进。

关键词：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一个改变历史命运的机会来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冰这样描述他听到《决定》那一刻的感受。在他看来，《决定》标志着从过去轻视、忽视甚至贬低教育转变到开始重视教育，更从管理体制、教学改革、教育立法等诸多方面为中国教育指明了改革方向。他以一串数字为例：“经过30年奋斗，我们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1000所。高等学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在1985年的时候是140万人，到2014年的时候是2547万人，增加了18倍。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在1985年是314万人，到了2014年是1802万人。这样的变化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现在有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在国际上以负责任大国的面目出现，它的支撑基础是人才、教育。”

抽象的数字背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欣喜于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基础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职业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素质；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提高了专门人才队伍的数量和素质。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并且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关键词：教育体制开始破冰

“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从国有化的办学体制向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转变，从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向中央和地方两级领导体制转变，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到自主管理体制转变，从高等学校是事业性单位向事业性和产业性单位转变，从单一的投资体制向多渠道集资转变，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从统招统配的唯分数论考试招生制度向素质教育导向的考试招生制度转变……在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杨德广看来，尽管如今的教育体制确实存在不少积弊，但成绩同样显而易见。

“3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家层面大力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坚持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健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采用现代化评价方法和技术保证教学评价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独立性，切实发挥教育评价的诊断、导向和激励作用，努力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格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感慨。

关键词：教育评价趋向多元

《决定》释放的改革红利，如何真切地投射在学生身上？

在钟秉林看来，“指挥棒”的转向正推动着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30年来，我国中小学评价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破解应试教育制度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比如上海市全面推行‘绿色评价’，不再以分数和入学率作为学生考核和学校评价的唯一依据，先后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综合质量评价的意见》也在改变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导向。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小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坚持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许多中小学校立足校本研究，积极探索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教育模式，许多高校面向社会需求，结合学科专业特色，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学术性人才和应用型技术人才”。

探因：哪些藩篱阻碍改革落地

不可回避，当改革进入多元、多层推进的状态，不少理念、体制、机制上的藩篱阻碍着改革落地。

理念：走得太远忘了为什么出发

“目前在有的地方，教育改革深陷‘坐而论道’‘翻来覆去’和‘为改革而改革’的境地，究其原因，大多与淡忘了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有关。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诗：‘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感叹。

“《虎妈猫爸》这个电视剧反映出社会对教育的一种畸形的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说，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名和利使中国教育怪象丛生，有三种表现：一是争名夺利，喧嚣常态化；二是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三是盗名窃利，手段卑劣化，“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如何消灭这些怪象，让教育回归其本质”。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强调，改革动力必须源自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在今天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面，大家都在对教育发表意见，使得很多事情非常非常难办。今天我们的教育改革，形成全社会共识比较难，但我们要下决心尽可能地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然后逐步地去推动今天的改革”。

体制：“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我感觉到我们教育生态出了点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向长期被诟病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教育体制“开炮”。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与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协调？这是《决定》颁发伊始就直指的问题核心，可直到今天，这依然阻碍着改革前行。

“中国教育人事权、财政权、事务权高度分割，从而形成了高度集权。教育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责问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其实各级教育部门对教育事务的管理权限有限，教育部门常常代人受过。”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指出，“在组织、编制、发展改革委、人社、财政部门面前，教育是一个弱势部门，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事务管理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管理模式，教育部门没有相应的发言权，这种高度分割又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教育生产力解放的最大体制障碍。”

环境：单打独斗难以为继

叶澜认为，很多教育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很大原因在于没能厘清教育跟社会的关系，“教育跟社会的关系中，我们历来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但忽视了社会要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基础教育改革再要朝前走会有大的难度”。

“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牵涉的方面是很多的，教育的很多权力并不在教育部门本身，比如教育的计划权是在发改委，教育的财政权是在财政部，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是多部门合作的综合性改革。”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范国睿指出：“新提法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过去我们可简单地讨论课程改革，今天已经不能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必须进行系统化顶层设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站在学校的角度，不少专家则为学校“婆婆太多”“被管得太死”而叫屈。

“我国大学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问题没有理清，高等教育发展靠政府拉动的多，大学自发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学术驱动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项目多，长期的少。”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对此不无担忧，“大学整天围着大大小小的指挥棒转，疲于应付，很难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谋划长远。”

“一系列繁文缛节的制度和项目评估都在约束高校发挥空间。我们的政策采取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看似是为了达到所谓效率，但实际上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最后反而导致高校为了迎合政府的取向投入大量精力，正常秩序反而受到了影响。”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阎光才指出，“政府往往是防范和维稳的心态，加上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一旦出现问题把什么都推给政府，有的高校对政府过度依赖，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把政府推到了承担无限责任，但又非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位置。政府收放之间总是犹犹豫豫，还会对高校、教职员工采取干部管理的取向，所以导致了这样一层一层负责的体系。”

谋划：新一轮改革怎么走？

重新站在改革的历史关口，除了总结与回望，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正处在改革深水期的新一轮教改指明方向。

“30年前不是这样的‘水’，也不是这样的‘坚’，现在之所以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除内部积弊变硬外，还有外部利益关系更趋多元化和复杂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坦言。

记者：新一轮改革启幕，将构建什么样的教育生态？

瞿振元：面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当系统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全面小康社会？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是与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相适应的教育；应当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的期盼；能够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能够面向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袁振国：我的观点是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变成一个更可操作的概念——办可选择的教育，要做到有个性无好坏，有类型没等级，有差异无差距。

记者：如何激发学校活力、扩大其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仍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在权力的放与收之间，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应该如何构建新型关系？

张志勇：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上下层级之间的划分，要重新进行建构。第一，必须进行大力度放权。第二，各级政府向社会让度教育决策参与权。第三，各级政府也应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自主权。我们希望要尽快起草《学校法》来明确政府学校权力边界。

范国睿：解决三者关系首要点是要善治，也就是要有好教育。公平的教育是好教育，有序的教育是好教育，优质高质量的教育是好教育，充满活力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是需要有保障的，需要构建一种社会政府学校之间的新型关系，来确立不同责任。

记者：应如何推进“简政放权”？教育主管部门要简什么、放什么？学校究竟想要什么权？

阎光才：放权，不是放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层级的领导，而是放给制度。目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没有《大学法》或者《大学组织法》。

张志勇：在规范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建立学校内部制度，向教师、向学生、向家长、向社区让渡权利。

记者：还有哪些教育观念需要厘清？

叶澜：为什么我们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得不到落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把要素的变革放在最前位，而对整体变革缺乏思考。今天的教育改革要从要素变革走向综合整体。

钟秉林：要加强综合改革，探索协同创新。政府要重视教育改革的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提高教改立项的系统性和项目管理的协调性。（本报记者邓晖整理）

回望：三十年教育这样走过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制订义务教育法；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

■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

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

■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

■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

30年教改大事记

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198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93年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211工程”建设目标

1995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199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199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985工程”正式命名

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2001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3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2006年修订通过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9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9.7%

2010年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

2014年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召开，新一轮高考改革全面启动

2015年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德武时间：2015-05-3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制度文明的视野，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对执政党制度建设现代化提出的新使命，也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提出的总要求，体现了新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境界。教育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教育治理能力，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核心任务。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大学的发展环境、发展理念、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迫切需要深入推进依法治校、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以法治思维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发挥法治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校治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的客观需要；是适应政府、学校、社会关系新格局，进一步优化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是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形势，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维护学校、教师、学生各方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从现有格局来看，以法治思维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好制度架构、治理机制、管理格局、文化氛围和法治能力等重点问题。

　　以学校章程为核心完善大学制度体系

　　大学章程是大学制度体系的核心。在章程制定过程中，学校始终遵循法制统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本原则，以促进改革、增强学校自主权为导向，着力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充分反映广大教职员工、学生的意愿，凝练共同的理念与价值认同，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目标。章程的制定特别是关系师生权益的重要规章制度，学校始终遵循民主公开的程序，广泛征求校内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保证师生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在章程实施过程中，学校坚决维护章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章程有效实施，学校以章程为基本准则，进一步完善教学、科研、学生、人事、对外合作、资产与财务、后勤、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各种办事程序、内部机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形成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健全、规范、统一的制度体系。同时，建立规范性文件审查与清理机制，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对校内规章制度进行审查，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保证学校的规章制度体系层次合理、协调一致。

　　以明确权责结构为关键建立有效治理机制

　　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依法明确、合理界定学校内部不同事务的决策权，健全决策机构的职权和议事规则，完善校内重大事项集体决策规则，推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法明确党委常委会、校务会议的职权范围和决策规则，发挥学术委员会、学校理事会等组织在决策中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决策程序，有关学校发展规划、基本建设、重大合作项目、重要资产处置以及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等决策事项，必须进行合法性论证，开展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优化学校管理体制，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

　　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在学校内形成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管理与决策执行的规范、廉洁、高效。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和为教师、学生提供便利服务的要求，自主设置职能部门，明确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与分工，健全重要部门、岗位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建立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跟踪制度，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

　　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主渠道作用。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收入分配方案等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制度、事务，要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要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扩大教职工对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进一步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学生自主管理。制定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充分征求学生及其家长意见。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

　　以“人才为本、学术为魂”为理念构建新型管理格局

　　依法实施办学活动。学校办学活动应当以育人为本，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从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招生制度和选拔机制、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切实规范办学行为。

　　建设平等校园环境。从体制和制度上落实和体现师生平等、性别平等、民族平等、管理者与师生平等的理念，落实面向每个学生、平等对待每个学生的原则。

　　保障师生基本权益。保证学生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资源，获得学业和品行评价，获得奖学金及其他奖励、资助等方面受到平等公正对待。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体现公平公正和育人为本价值理念的学生管理制度，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建立和完善教师聘任和管理制度，明确学校与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依法聘任教师，认真履行合同。在教师聘用、职务评聘、继续教育、奖惩考核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保障教师享有各项合法权益和待遇。充分尊重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专业权力。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强化师德建设。健全保障师生的研究自由、学习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体制机制，建立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和程序。建立灵活的教学管理制度，鼓励、保护学生自主自由的学习，形成有利于创造性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明确教师课堂教学的行为规则和基本要求，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建立完善对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行为的认定程序和办法。

　　推进学校信息公开。学校配置资源以及实施干部选拔任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聘任、学术评价和各种评优、选拔活动实现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明。建立健全信息公开体系，保证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推进办事公开制度，提供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依法健全纠纷解决机制，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完善教师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切实保障学生、教师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维护学校秩序稳定。

　　以树立法治理念为重点营造浓郁法治文化

　　一方面，提升管理者依法治校的意识与能力。通过学校管理者带头，切实增强全校师生员工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牢固树立依法办学、依据章程自主管理、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尊重师生合法权益的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切实提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依法、依章程办事，为师生服务的意识。

　　另一方面，提高教师依法执教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认真组织教师法制宣传教育，在教师的入职培训、岗位培训中，明确法制教育的内容与学时，建立健全考核制度，重要的和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要实现教师全员培训。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校的要求，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有关落实国家教育方针、规范办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保障教职工民主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参与学校管理的能力。同时加强和改善学生法制教育。

　　以健全工作机制为重点提升依法治校能力

　　完善依法治校工作机制，将依法治校纳入整体工作规划，明确学校领导班子、职能部门、工作岗位的职责，建立健全工作要求与目标考核机制。把依法治校情况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向教职工代表大会进行报告，并同时报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法律事务室协助学校处理法律事务，在学校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对学校的有关管理措施、对外签订的合同、实施改革方案等，进行合法性评估和论证。同时，健全依法治校考核评价机制，在对学校办学和管理评估考核中，更加突出依法治校综合考核的作用，把依法履职情况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考核指标体系，作为年终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

作者：郎咸平时间：2015-06-29 来源:博文

　我想给各位看一组非常惨痛的数据：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被采样的中国中小制造企业（员工人数20~2000人，年收入0.2亿~4亿元）有55.6%表示201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持平，甚至下滑；有77.8%的企业打算转行。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提供50%以上税收，80%以上新增就业），为什么“活不下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产权保护不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而正在进行的制造业改革，又偏重于建立行业巨无霸式的国企，这让我对中小企业的问题感到忧心忡忡。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转型问题，我在2015年推出的全新作品《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布的多项改革不谋而合。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能够像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那样，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在此之下，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家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企业，赚更多的钱，然后和自己的员工共同分享财富，我相信企业家都是愿意的。但新的问题是，企业家赚了这么多钱之后，万一政府又出台新的规定，把财产没收了怎么办？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老百姓都担心的。那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此

还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思维，叫作保护私有产权。

　　坦白讲，我看到保护私有产权这一点时，感到很惊喜。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我们的政府和老百姓，在我们的现实情况中，当政府确实侵犯了老百姓的私有产权后，后者基本上是无处申冤。根据2014年9月26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显示，近三年来北京行政诉讼立案率连续下降, 从2011年到2013年的立案率分别为37.9%、34.7%和23.7%。而在平均立案率仅30%左右的情况下，一审行政机关败诉的仅10%左右。什么意思？在民告官的案例中，如果有100起案件，并且这100起案件都到了无法调节，需要老百姓诉诸法律的程度，最终只有大约30起案件能进入司法程序立案；这30起案件中，只有3起案件老百姓会赢。 而且，一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率仅2.2%。也就是说，你告官，官压根儿都不出庭；另外，即使老百姓胜诉了，也会常常遇到行政单位拒不执行的情况。

　　坦白讲，关于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我以“陕北油田案”这起典型案例为例，给各位详细讲解。对于这起恶名昭彰的事件，我的想法和一些媒体不谋而合：“当地政府不是保护而是侵犯了民营企业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民营投资者参与油井开发是得到政府的审批和许可的，也就是说他们从事的开采活动是合法的，既是合法的就应当受到保护，不能不经过听证、协商仅凭一纸通知就收回油井。而在收回油井要求民营企业投资者进行结算的过程中，以及针对

投资者上访时，政府都使用了强制手段。”

　　背景提示：“陕北油田案”被定义为全国保护私有财产民告官第一案，涉案金额逾50亿元。

　　1994年，国家为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石油开采协议，允许延安和榆林所辖各县参与开发油井。由于资金不足，各县开始招商引资。由此，大批外省的私人资本和当地的农民开始投资油井。2003年春，陕北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

　　投资者们称，在清算过程中，都是以政府单方面定价为准，政府支付的回购款只是他们实际投资的20%。此后，当地出现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群众上访，一度与政府派来回收油井的人员发生暴力冲突。最终，私有财产受到侵犯的投资者决定寄望于法律，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结果是，陕北油田案的原告方主办律师朱久虎被靖边县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的罪名刑事拘留；一些投资者戴着手铐、脚镣，在兑付油井款的公证书上按下了手印。除此之外，还有最近几年发生的“吴英案”。坦白讲，保护私有产权绝非易事。怎么办？透过法律的手段，给老百姓保护自己合法产权的渠道。根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规定，“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目的就是“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这些规则的执行力度还有待考察，但是我们的政府能做到一针见血地拿出改良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也希望我们这一届政府能够凭借强大的执行力，推动法治化建设。

作者：鲍盛刚时间：2015-06-29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国家与人一样天生都是社会性的，没有国家与人可以离群索居，那么，人与人以及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呢？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又应该如何建构是最合理与完美的呢？显而易见，对于前者即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建构来讲主要问题是苦于有政府，认为最小化政府是最合理的，甚至于认为有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是最完美的。而对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来讲主要问题是苦于没有政府，国家关系依

然处于前政治状态，认为建立国际政府是解决战争的最终手段。所以，从两者建构比较来看，有政府未必是好事，没有政府也未必是坏事。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所以本质上就是一种市场关系，就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交换基础上的国与国关系，而由此形成的世界秩序自然是一种市场自生体系与自由民主社会。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利己之心，但是正是因为人人利己，所以在市场交换中必须利他，否则就不可能有平等的交换，由此结果是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对于这条原则，体现的最明显的是亚当·斯密的一个观察：“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同样，国家行为也受制于利己之心，受制于国家利益，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开明的利己，所以在交往中必须利他，否则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关系，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有交往，除非通过强权，欺骗，掠夺和侵略。

　　美国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对此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权力只是谋求财富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手段即通过交换得到财富，前者依据的是强盗逻辑，后者是市场逻辑。什么是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使自己幸福，实质就是通过征服，不平等规则甚至欺骗掠夺别人和别国的财富，国际政治之所以是权力之争，因为权力是掠夺财富的工具。什么是市场逻辑？市场逻辑就是通过使别人和别国幸福，使自己幸福，实质就是通过交换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交换或者交易，只要合作双方是严格自愿的，双方都可以获利，否则就不会有交易。两种逻辑形成不同的国际关系以及国际体系，建

立在强盗逻辑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由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显然是强权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零和关系，即你所得到的就是我所失去的，其中没有财富的交易，更多是通过不断征服以及不平等游戏规则，实现财富从弱国和小国向强国和大国的转移。与此相对，建立在市场逻辑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国际体系是一种自生秩序，每一个国家想获取财富必须依靠自己的不断创新和辛勤劳动，如果能够通过交换就能获取财富，他们就不会热衷于掠夺与战争了，因为前者的成本与代价比后者低，对此如经济学家米塞斯所言，如果所有人都变成自由主义者，并认为经济自由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么国家主权就不再会发生冲突和战争。维护永久和平所需要的不是国际协定和盟约，也不是国际法庭和国际组织，如果市场经济原则被普遍接受，也就不需要这些权宜之计了，如果不被接受，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市场经济包含了和平与合作，但是，如果国家变成了斗士，相互之间不再从事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是进行相互厮杀，这种合作就不存在了。无疑，强盗逻辑通向战争，市场逻辑通向和平。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可能吗？对此目前普遍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不可能避开大国的悲剧和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另一方面事实又显示中国不仅正在和平崛起，同时又正在和平发展，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已经扩展到无人问津的世界边缘地区，对此，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崛起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原则，因为和平与共赢的基础只能是市场经济原则，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自由交易的最大优点就是双方都相信他们都会获利，交易是一场正和与双赢的游戏，否则就不会有交易。首先，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原则，是平等交易的结果，中国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但是也付出了代价，即劳动力被廉价剥削，环境被严重污染，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外部市场，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得到了它们希望得到的，但是在利润分配上主要由跨国公司和政治精英占有，即1%，而99%则承担了代价和成本，交易本身就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过程，而不可能是只有得没有失的过程。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来讲，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如果中国不存在，许多美国公司将倒闭，或者根本就不会出现。根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对于中国来讲，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确确实实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

大的外汇储备国。

　　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相同，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原则，即通过大家做生意，达到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一切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中国没有大国战略，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没有海外驻军和基地，也没有强大的海权，那么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呢？回答是市场经济原则，市场以利润为导向，而利润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为了满足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干什么，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利润而从利己主义者成为利他主义者。同时利润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哪里研发，哪里生产，哪里销售，从而使收益大于成本，人类正是通过追求利润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达到充分繁荣和富裕。中国崛起是由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没有经济全球化，就没有中国的崛起，由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和加工基地，由此中国经济得以享有30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中国还由此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形成。中国在亚洲，非洲，中东，中亚以及欧洲还有拉美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已经呈现超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势态，同时通过合作组织与论坛中国与这些地区的政治合作也在不断提升，并为进一步的经贸合作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框架。在亚洲，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超越美国，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经济体正在形成，所以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打乱亚洲一体化的进程，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体系。在非洲，中非贸易关系发展迅速，2011年达到1663亿美元，是2004年的16倍，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非洲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在中

东中国正在代替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出口的主要国家，在中亚通过上合组织，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正在焕发新生。在欧洲美国面对欧债危机，袖手旁观，无能为力，反而担心危机会拖累美国，而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正在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并且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南太平洋岛国。

　　人类应该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呢？其基础是什么？对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不同的，因为国际社会没有政府，所以是无序的，由此国际社会始终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危险。与此相对，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即使没有一个发号施令者，人类社会也仍然能够实现高度发达的秩序，人类需要的不是世界性政府，而是世界性法律，而所谓世界性法律实质就是市场规则。“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合为一个整体，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通过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它手段实现。”以市场规则为核心所形成的国际社会将是一种自生秩序，它将保障个人之自由和群体之秩序，也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宣扬自由主义的同时没有发展出国家之间的自由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不仅得益于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同时正在成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在全球进一步发展的推动者。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姜志勇时间：2015-06-28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当前,改革在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改革成败对于中国发展的关键影响也毋庸置疑，不过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特别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

化，改革也将遭遇越来越多的难题和挑战。

　　2015年上半年，面临经济增长压力，中央着力实施通过改革促进发展战略，与经济有关的改革顺序提前、实施提速，中央要求地方加快改革的声音也更加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多次强调基层改革，李克强总理亲自推动解决改革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过，2015年下半年，改革要顺利推进仍然面临多重难题。

　　第一，改革泛化风险扩大

　　什么是改革?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什么改革是符合这一轮改革真意的改革?目前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改革措施集中出现，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也让人难以分辨改革的真假。和改革相关的三个词汇是改进、改变、改良，其中改良相对于革命，其义接近改革，但改进、改变的内涵和改革却相差甚大，有些工作上的制度、做法、服务调整可以称之为改进、改变，但却不能称作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啃硬骨头，也就是说要把啃硬骨头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但目前有些改革却没有啃硬骨头，没有针对工作中的核心难题，而是把一些皮毛的修饰、一些无关核心问题解决的做法当作了改革，这样的改革不能称之为改革，只能算改进。当前，有的地方和单位在改革中，畏

惧于硬骨头的难啃，或硬骨头啃得少，皮毛修饰的多。

　　因为皮毛总要多于硬骨头，这给改革带来了泛化的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边界不断扩大，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扯上改革，改革好像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不和改革发生关系工作就好像不得力，就不与时俱进，改革成了风尚，其实有些东西是要坚守的，在这一轮改革中，有的人就认为既然是全面改革，为什么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而在改革的设计者看来，这是需要坚守的部分。另一个是改革工作泛化，很多人把工作改进也算作改革，导致改革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改革泛化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一是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工作改进也能算改革的话，以后认真啃硬骨头搞改革的人就会不断减少;二是改革机构权力不断扩大，甚至成为凌驾于政党和政府之上的机构。

　　第二，部分改革正被拖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央深改组召开了十三次会议，部署了几十个重大改革项目，不过这些改革并不是每一个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特别是那些延伸到基层、需要基层政府来落实的改革，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在目前有的县城落户还是

存在障碍。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公车改革，这个改革在有的地方一再被推迟，去年布置的时候说年底到位，后来说春节后到位，再后来说2015年年中到位，现在已经被推迟到年底了，这给基层干部造成了错觉，有的基层干部就认为，是不是公车改革在基层就不搞了?

　　基层改革的被拖延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省市两级没有到位，下面盯着上面，如果省里公车改革没有搞，市级政府是不会抢先搞的。改革的一再推迟，说明改革硬骨头的难啃，在遇到改革阻力的时候，在既得利益者阻扰的时候，改革者正在协调各方关系，正在研究出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

　　改革的被拖延是有传染性的，一旦某项改革被拖延可以不追究责任，其他改革也可能会效仿、被拖延，这对于改革推进来说非常不利，尤其是在当前改革监督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拖延改革成了潜规则，成了地方干部无声的共识，改革必将失败。

　　第三，经济形势紧张下改革压力增加

　　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更趋紧张，经济保持一定增速的压力更大，在此情况下，

经济改革和经济稳定的矛盾将凸现，而当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时，经济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能否齐头并进的关注度也将增加。

　　下半年，在中央稳增长压力加大的同时，地方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中小城市，例如中部某市，下属9个区县，今年上半年，其中五个区县的经济为负增长，市长多次召集各区县主要领导研究经济问题，并下了死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区县领导还会有多少精力来关注改革?在没有精力、上级又没有明确改革时间要求的情况下，拖延正在成为一种策略。

　　通过改革的方式促发展，这是新的发展观，但当经济形势压力增大时，新的发展观见效还比较慢时，旧的发展观就会重新成为地方的选择。目前，地方稳增长的主要方法还是老办法：招商引资、上项目，即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来拉高GDP，今年，有的县又恢复了招商小分队，在每个下属科局都成立了招商小分队，并下达了招商任务，一些例如教育、卫生、环保等和经济无关的部门也有招商任务，他们本职工作时间都受到挤压，更没有多少时间搞改革。

　　第四，央地关系冲突加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革正在重塑央地关系,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多项改革措施在重新调整央地的权力关系及利益格局。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央地的财权和司法权力，纪检制度改革扩大了中纪委对地方纪委的监督权，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得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扩大了地方的审批权。

　　二是改革之中央地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和这一轮改革的特性有关，这一轮改革是顶层设计、顶层主导的改革，改革也要靠顶层推动和监督，在顶层的推动下，中层和基层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如果中层和基层推动改革不力，则将受到顶层的批评，这使央地之间关系有了紧张，甚至冲突，今年以来，中央曾批评基层改革落实不力，特别是改革最后一公里没有落实好，而基层也对中央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改革落实之所以不力，责任不在地方，而是中央顶层设计不接地气、改革方案出台频率太快。这种可能出现的互相认为对方应负改革责任的现象值得高层关注。

　　三是合作关系、伙伴关系正在出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两种类型的糅合，一种是众所熟悉的中央集权型的层级制，即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各级政府之间是上下级关系。这是金字塔型。另一种则是扁平制，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即在意识形态方面，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中央的面前又是平等的关系，他们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中央来说不论是省政府，还是县政府，他们都是平等的客体。金字塔型体现在行政事务上，扁平型体现在政治性事务上，很好的实现了政治与行政的分立。如今，在以上两种类型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种类型，即合作型、伙

伴型，在某一类事务上，例如户籍制度改革、救灾，高层政府主导、中下级政府参与，虽然中下级政府要听从高层政府的领导，但他们也是有主见、有诉求的参与者，这些工作离开了地方的参与和配合，高层是干不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工作中，中下级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下属，又是伙伴。

　　随着中国日益迈向现代化，政府之间的合作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良性的趋势，合作不但代表双方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也代表双方的伙伴关系，这相对于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来说是一大进步。在美国，中央和州政府之间更多是伙伴关系，宪法约束下的合作关系，下级对上级没有从属依附关系。

　　第五，激情衰退后如何鼓励干群推进改革?

　　改革是需要激情的，没有激情很难激发人们推动改革的斗志，尤其是在改革面临重重难题的时候。而当前的改革就处于一个激情不断衰退的时期。这一轮改革启动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中央深改组会议也召开了十三次，人们对中央深改组会议也从最初的兴奋、激动慢慢到了目前的比较平淡看待，中央深改组会议也慢慢的和其他中央会议一样，成了一个普通的会议。地方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也慢慢的把它当作了一项普通的日常工作。

　　这种现象是人类心理的必然反应，人们最初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新鲜感、喜悦感和激动情绪，但慢慢适应后，接触多了后，就会变得平淡。平淡

的看待工作，能让人带着理性去工作，对工作是有利的，但改革却有点不一样，改革需要激情，需要激情来不断的鼓舞斗志。

　　改革是迈向理想的路程，激情是拥抱理想、对理想充满信心的态度，如果没有了激情，人们就可能对理想产生怀疑，就会安于现状。对中央来说，在群众改革激情逐渐衰退后，如何激发他们对改革的热情和信心?如何鼓励各级干部去坚定的推动改革?前不久中央深改组会议号召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不过改革促进派也需要激情和理想来支撑。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时间：2015-06-10

今天，不少中国人还记得，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乡村教师魏敏芝寻找因贫失学学生的影像。今天，无数中国人还记得，2011年11月，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已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

这一切，都与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决定，它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学体制多元化、政府职能与学校办学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多元筹资等核心问题，并由此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大幕。

30年前，中国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怎样的外部形势？30年来，中国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还有哪些改革“坚冰”亟待打破？2015年5月底，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联合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大型论坛，以期反思当下以及未来的教育改革。

　　一些教育难题今天依然存在

为什么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又不该管的事？这与计划经济顽固的存在是有关联的。

社会上有人曾质疑：30年前，政府职能、学校办学自主权、办学体制多元化等问题制约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坚冰”。30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为何依然还在？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回顾30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30年前颁布的《决定》作为行动纲领一直引领和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到1993年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到2010年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每一座里程碑中，我们都能看到当初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身影。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在回顾30年教育改革所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前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仍然与体制相关。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教育法明确指出，政府是在行政部门领导下实施教育管理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区域教育。但是，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是，人事权、财权、事务权高度分割，教育人事权不在教育部门，在编制部门、人社部门手中；教育财权不在教育部门，在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手中。这种体制导致教育一旦出问题，社会首先责问的是教育部门，在教育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行政效率偏低，教育部门也常常是代人受过！”

30年教育体制改革遇到不少类似的尴尬。但是，在检视30年教育体制改革历程时，专家学者们更多的是重温历史，并希望从中找到答案。“1985年出台的《决定》，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至今我们仍然能看到这种牵引作用的强大，那时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以人才为导向，现在是重新确立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当时的教育体制改革情境仍然还是计划经济。即便当时已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机制。

“这种导向的影响至今也不能忽视。为什么政府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又不该管的事？这和计划经济顽固的存在是有关联的。”张力认为，“今天，教育遇到的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与30年前完全不同，30年前不是这样的‘水’，也没这么坚的‘冰’。现在，之所以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是因为现在的利益固化、格局分化，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教育体制改革始终在实践中验证和调整

置身于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教育无法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诉求熟视无睹，更无法任性地掐断与历史的联系。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相关。

置身经济社会发展大潮，教育无法对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诉求熟视无睹，更无法任性地掐断历史的联系。“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相关。所以，教育体制改革始终都在改革实践中进行验证和调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在回顾30年教育体制改革历程时说，1985年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该体制明确了基础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是在地方，把中央和地方在基础教育上的权力和责任作了新划分。在当时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巨大变革，极大推动了义务教育的普及。

“但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的财力分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央财政占了60%以上，地方财政降至40%，而且此时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红利’已基本耗尽，导致2000年前后农村教育出现明显滑坡。”谈松华分析说。

“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教育体制及时调整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并明确权力主要在县，把乡镇和村的权力收到县，因为县级财力相对好一点。但后来发现全国约有一半的县是赤字财政，‘以县为主’还是很难完全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因此，又提出加强省级统筹，但其实省级统筹也没解决问题。改革实践证明教育体制必须要和财权、事权相匹配。”谈松华介绍说，“所以，后来国家实行了义务教育中央和地方分担机制，东部地区是‘二八开’，西部地区是‘八二开’，中部地区是‘四六开’。经历了这一系列演变，这种教育体制改革仍然还未完成，还需要把体制的内容加以深化，并符合各种条件的匹配。”

历史仍在延续。“今天的教育改革，面临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发展对于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当下的教育改革，无法回避‘十三五’甚至未来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就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迟福林认为，工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发展、国家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发展的大趋势，对于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未来几年，新兴科技革命与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交汇成为客观趋势，能否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是关键。

当把教育体制与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对表时，人们更期待教育改革能在短期内释放红利、尽快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希望推进中的教育体制改革能尽快建立纵向的教育治理体系，即在理清财政、发展改革等部门与教育部门的权力边界的基础上，重新确权，划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上下层级，并通过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重构新型教育治理工具，建立各部门合作治理的横向教育治理体系，激活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办学活力。

高中阶段教育“瓶颈”有待突破

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在高中。今天，我们能否像30年前关注义务教育那样关注高中教育？能否从学制和课程体系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高中阶段教育？

30年前，抓义务教育是关键。30年后，我们该关注什么？”上海中学原校长、华育中学校长唐盛昌表示“我们的教育改革需要把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联系起来考虑，从目前看，我们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是在高中教育。”

与国际横向对比，不难发现，学制上，世界目前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12+4”（义务教育12年+大学教育4年）模式和以欧洲为主的“13+3”模式。与我国比较接近的是“12+4”模式，但在这种“12+4”模式之下，我国基础教育主要实行的是“6+3+3”模式。美国过去与我国一样实行的也是“6+3+3”模式，但20年前美国大量学校改为“4+4+4”和“5+3+4”模式。

“美国的高中教育由3年改成4年，主要是结合高中阶段的办学定位，它既考虑了学生未来选择就读技术应用型学校，又考虑了走学术研究的出路。所以，美国高中与大学阶段的衔接非常清楚，就是AP课程，你高中修完后大学承认学分。同时，美国大学阶段又出现了一批不定专业、学生可自主选择文理学科的学校‘3年改4年’的出发点主要还是根据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需求。”唐盛昌说，“我们应重新审视中考及九年义务教育体制对于不同阶段教育衔接的潜在影响，从学制和课程体系的角度重新审视高中阶段教育。以欧洲为例，不论英国基础教育采用的‘6+5+2’模式，还是德国主要实行的‘4+6+3’模式，其基础教育的最后几年，学校教育和课程体系都是围绕学生适应学术型或技术型方向发展需要而设置的，而且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界限正在逐渐淡化。”

给学生提供可选择的教育，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反复呼吁的一个发展方向。“新时期最核心的办学理念是要通过改革为社会提供可选择的教育。”袁振国说，“之所以学分制和选修制颇受世界各国认可，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必须还要继续变革。”

未来的教育改革，如何提供可选择性教育、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唐盛昌认为，当务之急，高中阶段的学校课程与学科教育水平需要与每个学生发展的需求相匹配，同时学校要提供能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高选择性课程。

以IB课程为例，唐盛昌介绍说，IB课程有25门可选学科，197门课。就课程内容而言，理、化、生三门学科，我国高中的教学内容与IB、AP课程重复率达30%，不同的大约为70%，我们的高中生和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高中生都在学，但学的内容现在有很大分化。比如化学，我们更多的是研究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性质特性，但国外更多的是从分子、原子、粒子的角度去理解化学结构。再比如数字技术被引入教学后，大量电子传感器、软件、新的仪器设备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欧美国家的高中阶段的课程教学中。

“所以，当下，我们推进教育改革，需要突破高中阶段教育的瓶颈，像30年前关注义务教育那样关注高中教育。”唐盛昌表示。

　　为教育改革寻找新的动力源

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要让离实践最近的人有决策权、处置权，发挥依法治教在推进未来教育改革的支点作用。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是一个“老教育人”。对于教育体制改革30年所带来的变化有着直观感受。上世纪80年代，尹后庆分管上海郊区的农村教育，那时他感觉上海郊区教育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那时强调每个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室里必须要有其座位，但通过发展，座位是有了，但一间教室往往有60个孩子。现在，几乎每年尹后庆都会去中西部地区检查义务教育落实情况，每次检查，他对中西部教育发展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但巨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教育的继续发展、改革的重新出发，存有普遍焦虑。“当前教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后，学校正在成为改革发生的策源地，我们不能把学校仅仅看作是行政部门的附庸。而应当把促进学校变革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着力点。”尹后庆说，“我们今天改革的核心目标必须聚焦到更加关注学生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上。”

“孩子们学习很痛苦，这个痛苦并不只是时间的长短。”前不久，一个非常爱好文学的高中女生告诉尹后庆，她所在的学校老师上语文课时要求学生：“当你看到一首唐诗就要想到从4个角度分析”。

“我们不是让孩子去赏析唐诗，让她去感悟和欣赏唐诗的美，以及流淌在诗歌中的灵性。而是用结果来制约过程的教育其实并不符合我们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尹后庆认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更加关注教师的改革自觉，更加关注学校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与尹后庆的观点相似。“改革的动力和活力来自基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说，回顾1984年至1985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的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3份“决定”，其实都源于当时的基层改革实践。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悄悄进行的包产到户试验，拉动了中国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

除了改革要格外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外，范国睿还注意到依法治教或是撬动未来教育重新出发的另一个支点。但是，对于管办评分离中让广大中小学校“独立行走”，范国睿表示担忧：管办评分离的关键，在于突出学校法定主体责任和义务的法定属性，要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依据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利合法组织实施教育改革活动。给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改革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强大的学校能力，只是简单强调自主管理，并且放手让那些不具有职业资质的校长独立行使职权，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或将是一种灾难。

“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研讨会当天，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引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这句诗，严肃地发问：我们打算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全面小康社会？

“既往的改革经验证明，教育部门的规章不是法律，很难协调同级政府内部教育行政部门和人事、财务及其他部门间的关系，因此很难明晰学校、社会、政府之间的权责边界。”范国睿说，“如果国家层面有一种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能把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关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协调起来，推动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许多教育难题或许能迎刃而解。”（记者柯进）

作者：赵国庆时间：2015-06-09

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教育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而应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让教育在“互联网+”的“风口”飞得更高、更稳、更远——

如果要评选2015年度热点话题，“互联网+”无疑会成为有竞争力的候选。

随着“互联网+”在年初的两会上被纳入国家战略，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而来，各行各业莫能避之。

不得不说，教育是最为保守的行业之一。尽管信息技术培训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开展了一轮又一轮，“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通了一年又一年，网络课程建了一茬又一茬，但只要你走进大中小学的课堂，你会发现，课堂还是那样的课堂，除了PPT替代了传统的板书外，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是教育本身的错，只能说是之前的互联网发展对教育的冲击力度还不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生态环境。

但如果您认为互联网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估计您又错了！进入到2015年，互联网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连接一切”的特征开始展现得淋漓尽致，以“横扫一切”的霸气向传统行业发起了攻击。

那么，“互联网+”会给教育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时，教育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红利大餐，而又不会成为车轮碾过的孤魂野鬼呢？

　旧教育生态的毁灭，新教育生态的重建

我们不可低估“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深至骨髓，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重塑一个开放创新的新的教育生态。

“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可在“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的“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和学生成为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教育机构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教育将面临三大挑战

互联网给教育生态圈带来种种利好，但在这种强有力的冲击下，教育自身也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开放教育生态中，教育的育人功能面临被弱化的危险。传统的教育中，教师面对面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此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会将德、智、体、美的育人工作融入其中，给孩子以美德、艺术等层面的熏陶感染。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中，师生之间更多是知识和信息层面的交互，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弱化。

学习者，尤其是低龄学习者，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判断能力，若在没有教育工作者的引导和熏陶下独自面对开放的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如何保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外事问百度，内事也问百度”，如此一来，学习者几乎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学习资源。然而，长此以往，凡事一“搜”了事，真的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加工和学习者本身的智力发展吗？长期运用各种互联网设备辅助学习，网络游戏逐渐替代了日常的线下游戏，对学习者身体健康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如何增强体质、强健体魄、培养意志力？“足不出户遍知天下事”的互联网时代，学习者的学习方便快捷，但是他们与学习伙伴日渐疏远，与大自然渐行渐远，真正用多种感官去接触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么学习者的艺术教育何来灵感呢？

学习的碎片化让学习者专注度下降，学习深度下降。互联网降低了人们学习的门槛，随处可见的知识分享和信息传播给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便利，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进行学习。学习的广度大大增加，人们可以涉猎学习自己熟悉的、不熟悉的各领域知识。然而，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却严重碎片化，学习者会利用乘坐公交车、课间休息、睡前十分钟等等的零碎时间，学习了解一些零碎知识。学习时间的碎片化会导致学习者养成懒于思考和知识加工的坏习惯，对于唾手可得的大量碎片化知识和信息一目十行而不加以思考；学习内容的碎片化会使得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难以建立，从而学习者学习到的都是很多零散的点，而难以加工成为有意义的知识网络。如此，学习者的学习深度很难保证。

在海量信息和知识前，学习者学习能力面临巨大挑战。传统教育中，学习者面对的知识量相对固定，知识的复杂度不高，学习资源匮乏，因而传统教育下的学习者会以这些固定的需要学习的知识为核心进行深入思考挖掘和反复练习。而互联网下的教育与各行各业的知识在不断融合，知识不断更新拓展，知识的复杂度加强，信息以指数式增长，可用的资源虽丰富却也鱼龙混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学习大量新知识？如何应对指数式增长的信息？如何选择自己需求的资源？这对传统学习环境下成长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与处理能力不足的学习者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互联网+教育”：我们需要冷静应对

面对“互联网+”时代给教育带来的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冷静应对。

第一，要坚持“教育为体、互联网为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我们要始终牢记教育是核心目标，互联网只是用来提升和变革教育的技术手段。因此，我们要坚持“教育为体、互联网为用”的指导原则，从教育的核心需求出发合理使用互联网，而非任由技术胡作非为，让教育自身褪了色。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互联网的变革作用，要积极防止不良信息、网络犯罪、网络沉迷等现象对教育造成负面影响，要及时通过健全法律、加强监管等方式净化互联网环境，让互联网更好地为教育所用。

第二，要发挥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主体作用。“互联网+”时代，要想充分利用“风口”，就不能把“风口”堵死，顺势而为是最佳选择。新兴互联网教育企业是“互联网+”时代改革教育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充分尊重并保护其自主地位，要避免从政策层面对其进行多重限制，从而束缚这一新生力量的发挥。同时，为了避免互联网企业、高校、中小学进行重复的低水平建设，政府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也不可少。政府要把握好情报员和裁判员的角色，而非直接冲进赛场参加比赛。

第三，学校教育要敢于从知识教育向思维教育转变。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教育应该有明显的分工，学校教育更多地承担起“授人以渔”的责任。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学校教育就得在知识内容上删繁就简，将教育的核心从知识为主的教育向思维为主的教育转变。

总之，面对“互联网+”的挑战，教育不能坚守避战，也不能任由互联网“肆意妄为”，而是应该从教育变革的真正需求出发，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让教育在“互联网+”的“风口”飞得更高、更稳、更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张立学 张安梅 时间：2015-10-20

宁滨，1959年5月生，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二届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奖大奖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IEEE Fellow、国际铁路信号工程师协会（IRSE）及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Fellow，担任IEEE智能交通系统学会铁路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项、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2部，“基于通信的城轨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及其应用”获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1）。

记者：请您谈谈对依法治校的理解，从目前来看，您认为高校依法治校应该从哪些方面推进？　

宁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强调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就个人理解而言，我认为依法治校是指高校在内部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中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把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作为大学内部事务处理的主要依据，使法治精神彰显于高校办学的方方面面，让法治成为高校办学治校的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从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来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断扩大办学自主权，用法治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有序化取代人治的随意性、不规范性和不稳定性，逐步理顺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依法治校作为建设民主管理、科学决策、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方式，是高等教育内在规律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现实需要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内部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不同群体之间的纠纷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协调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处理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和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法治意识和能力不足的情况在高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影响和制约着高校科学有序发展。

依法治校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持续推进，也需要高校、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的共同配合。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例，我们认为，深入推进依法治校，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结合形势发展和学校特点，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大学章程为核心加强学校制度体系建设，依法制定实施符合学校实际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章程，形成规范、系统、健全的制度体系，确保高校各项办学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民主决策、科学管理、依法办事，不断完善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三是充分尊重师生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校内各群体民主监督和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坚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听取师生合理诉求、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四是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干部教师依法治校的意识和能力，深入开展学生法治教育，引导养成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理念与习惯，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　

记者：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是依法治校的基础和依据，您能否介绍一下北京交通大学在这方面的特色和做法？　

宁滨：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大学章程之于大学，如同宪法之于国家，是指导和规范高校办学的“根本大法”，也是推进依法治校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历史与规律来看，大学章程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章程彰显大学精神、承载大学使命。北京交通大学作为一所行业特色鲜明的百年老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特色和经验。我们希望通过章程的制定、发布和实施，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学校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推进学校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此，学校于2013年10月启动章程制定工作，经过调研起草、征求意见、修订完善、审议审定等主要阶段，历时一年多，经由学校教代会、校长办公会、党委全委会审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已于2015年6月正式发布、生效。　

《北京交通大学章程》作为学校办学历史上的首部章程，既汇聚了学校一百多年的办学经验，又集中了广大师生校友的智慧，概括起来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结合。学校在章程制定过程中注重把握好守成与创新、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学校既注重挖掘历史传统，系统深入总结学校一百多年的办学经验，又坚持以深化综合改革、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为导向，把章程作为学校推进综合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提供法治前提和制度依据。学校既考虑现实，注意与现有制度相衔接，巩固好的办学经验和做法，又考虑长远，为学校未来改革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　

第二，坚持约束与自由统一。通过制定章程，一方面，明确了政府、学校和社会在学校治理中的职责及权利义务关系，促进管、办分离，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努力使大学这一特殊的公共教育机构回归学术本位；另一方面，将学校办学自主权加以制度性明确，确定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框架，有助于保障师生员工权益，形成学术自由、管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氛围，保障依章程自主办学。例如：我们将办学中必须坚持的重要体制机制专设一章，命名为“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集中明确并细化了学校党委、行政、学术以及民主管理等权力体系的基本职责和运行方式，通过制度安排，着力形成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　

第三，坚持规范与特色并重。章程制定实施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传统到法治的过程，必须重程序、守规矩。学校在章程制定程序上，严格按照教育部31号令相关要求推进；在内容上，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力求做到每一条款都有法律或政策依据。同时，章程的制定要力戒“千校一面”，学校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所以，章程在阐述办学历史，明确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等方面均突出了学校特色，如概括了“保持交通特色，以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引领科技进步为己任”的办学理念，明确了“建成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等。　

在章程制定的同时，学校已经启动了以章程为核心的配套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开始对学校既有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制定出了“立改废释”清单，逐步构建起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依法治校、照章治理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记者：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和高校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您认为应该如何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内部治理结构？　

宁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公办大学领导体制长期探索和发展的历史选择，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重点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要明确党委和校长的职责。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问题，监督重大决议执行，支持校长依法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保证各项任务完成。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党委的领导下，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近年来，学校在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校长主持制定并领导实施了《北京交通大学“十二五”事业规划》，学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为学校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是我们很好地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结果。　

第二，要规范党委与行政议事决策制度。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着力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党委与行政、书记与校长、正职与副职、集体与个人五个方面的关系，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近年来，学校不断完善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的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实行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重要议题计划。制定重要会议、重大事项决策程序等有关规定，出台精简规范会议活动的措施，制定了《中共北京交通大学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北京交通大学关于党政领导班子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制度，不断提高党委和行政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水平。　

第三，要完善党政协调运行机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学校在这方面有良好的传统，历届班子都注重党政沟通协调，做到“一年两务虚，两周一议事”，即每年寒暑假各召开一次班子务虚会，围绕全年重点工作和重点专题进行研讨。每两周的周一上午召开班子碰头会，决定两周的学校工作安排。党政专题会议就重要问题充分酝酿研究，为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决策作好准备。在日常工作中，特别是重要事项决策过程中，班子成员牢固树立常委意识，大事多沟通、工作多商量，党政团结协调，形成了全校工作“一盘棋”合力。　

记者：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您认为在依法治校过程中如何使师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宁滨：师生是高校真正的主人，是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法治高校，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切实坚持师生的主体地位，把维护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作为落实依法治校的重要环节。在办学实践中，学校在法律制度范围内促进师生有序参与学校治理，加强民主协商和信息公开工作力度，充分尊重和保护教师学生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一是不断加强信息公开和民主监督。我们认真落实党务、校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及时听取师生合理诉求，在为师生排忧解难、化解矛盾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学校努力推进信息公开常态化，制定完善《北京交通大学校务公开指南》《北京交通大学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范及流程》《北京交通大学依申请信息公开方式与程序》等，凡是涉及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举措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包括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学术评价以及各类评优、评先活动等，均在一定范围内多种方式征求意见建议。例如：2014年，学校通过信息公开专题网站对740项信息及时公开，提高过程、结果各环节公开透明度，广泛接受师生员工民主监督。同时,学校不断畅通拓宽师生意见沟通渠道，通过设立校领导接待日、书记校长信箱、教职工网络互动交流平台，以及校领导联系基层、年度实践调研等制度，了解师生思想动态和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及时回应师生重大关切，引导和支持师生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更好地激发师生参与学校建设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协调配合。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核心价值，保障学术自由是落实师生主体地位、确保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学校在健全学术评价体系实践中，注重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学术机构的作用，使其统筹行使学校学术事务的审议、评价和咨询等职权。发挥教师学者在学术政策规范完善、学术评价处理、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导权，把处理学术事务的权力交到更富胜任力的专业教师手中，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和干预。近年来，学校学术秩序的逐步完善也推动学校的学术氛围更加活跃，学术活动和学术创新成果更加丰富。　

三是充分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自觉尊重并维护师生的权利、权益是依法治校的基本要求。在保障学生基本权益方面，学校严格依法实行“阳光招生”，加强自主招生管理，确保招生选拔机制的公平公正、规范透明；加强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过程管理，完善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制度，完善校院系各级学生评优、评先的程序规范；坚持资助与教育并重，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工作，切实做到条件公开、程序合理，充分保证学生在获取入学资格、使用教育资源、获得教育评价和各类奖励资助方面受到平等对待。　

在保障教师依法享有的权利、权益方面，学校不断细化落实教师聘任、职务评聘、进修培训和奖惩考核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以2014年学校人才工作会召开为契机，全面修订完善评聘工作文件，并将信息知情权落实到每位教师；学校还通过开发人事管理信息系统、编印《人事工作教职工办事指南》等，提升人事服务效率和质量。学校进一步畅通教师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充分发挥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在维护教职工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二级党组织、工会建设。近年来，围绕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关心的职业发展、待遇提升、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通过切实维权、真情关爱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接地气、见实效的措施，使学校发展的成果尽量惠及每个人，不断夯实依法治校的群众基础。　

记者：依法治校离不开高校各主体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的培育，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培育学校法治文化氛围？　

宁滨：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校的内生动力。法律只有被师生员工理解和掌握，才能成为维护自身权益和推进大学治理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为使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必须要大力加强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让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师生员工的理念追求和自觉行动。为此，学校结合教师、学生和管理服务人员等不同群体的需要和特点，综合打造理念引导、知识普及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治文化体系，不断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　

第一，学校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学校事务的能力。学校明确将法治教育列为干部日常教育必修内容，把宪法和法律知识纳入校院两级中心组学习计划，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养成全面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促使法治思维和方式成为办学治校的惯性思维和工作方式。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学校在管理人员中广泛开展法治教育。要求行政人员牢牢树立依法办事、公正平等的理念，既不能搞特殊，也不能有歧视，在日常工作中严格依法管理、按章办事，尊重维护师生合法权益，将法治精神真正落实到学校管理服务实践之中。　

第二，坚持依法执教和师德建设相结合，推动提高教师依法治教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教师的一切教育教学行为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明确课堂教学不是孤立的知识传授活动，要严守法律规范和教学纪律，做践行法律的典范，要做学生的引路人，影响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为此，学校在教师入职教育、在岗培训、日常学习等环节进一步强化法治教育，改变过去注重业务素质提升、轻视法律法规学习的状况。另一方面，学校出台了《关于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意见》及配套文件，明确将师德作为教师考核评价、晋升晋级和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严守高校师德“红七条”高压底线；学校还广泛开展了“寻找最美交大人”、师德标兵、“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评选活动，发挥先进典型辐射激励作用，引导教师不断提升精神境界，通过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依法执教提供深厚的道德底蕴。　

第三，面向全校学生加强法治教育，让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学校探索创新大学法律基础课的授课方式，准确把握法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并根据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及时更新、与时俱进，采取更加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方式增强课堂法治教育实效。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和主题教育活动，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实际参与增强对法律学习的感性认知和实践运用，充分发挥法治教育第二课堂实践育人功能。学校还广泛利用校内媒体和环境设施等载体，经常、直观、形象化地进行法治教育正面宣讲传播，把法治文化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校园法治文化建设走向常态、走向纵深。

时间：2015-11-16 作者：缪建民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保险业的转型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一是从传统保险到现代保险的转变，二是从非金融到金融的转变。传统保险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损失分担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二是具有明显的相互救助的性质，是社会救助的一部分。传统保险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储蓄性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后，保险业还具备了财富管理的功能。随着保险具备的融资功能以及现代会计制度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普及，保险与金融、资本市场更直接的联接了起来，这使保险具有了现代性。现代保险有了新的基本特征：一是风险管理与财富管理的结合，二是社会保障与现代金融的结合。这两个“结合”赋予了保险资产管理更重要的使命，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保险资产管理的历史演变

保险业的转型发展蕴含了保险从非金融到金融的属性转变。保险业转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监管环境的变革带来了保险资产管理的大发展。

国内保险业务从1980年开始恢复，当时保险资金运用的主要渠道是由人民银行批给贷款额度。90年代初期，保险办“三产”成为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保险资金运用的显著特点。1995年《保险法》颁布，保险资金运用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严格限定在银行存款、购买国债、金融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形式的投资。2003年，经国务院同意，保监会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在保险业组建了首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化、专业化管理，逐步形成了承保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双轮驱动的格局，将行业从单纯的保险业务发展领入了资产负债协调发展的新历史阶段。此后保险资金投资范围不断扩大，保险资金运用相关的工具、渠道、机构、队伍、制度、风险防范及投资收益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保险资产管理的不断发展，为保险资产管理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资产组合、提升投资收益、适应保险业转型发展的需要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着监管政策的放开，保险资产管理还将出现重大的转型，从单纯的账户管理转向账户管理与产品管理并举，从单纯的管理内部资金转向管理内部资金与第三方资金并举，从被动的负债驱动转向资产负债管理，从行业内竞争转向金融业跨界竞争，多元化、国际化将成为保险资产配置的新趋势。

保险资产管理的理论依据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配置的重要理论依据。保险资产管理采用的专业技术及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大类资产类别与其他资产管理并无本质差别，这是保险资产管理的普遍性。保险资产管理的特殊性源于保险负债的特殊性。保险资金负债的性质、成本既不同于银行，也不同于信托、基金或证券。负债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监管政策的差异性和资产配置的独特性。为更加有效地、全面地管理风险、覆盖成本，保险公司开发了资产负债管理模型(ALM)，协调投资策略和产品设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这是保险公司投资的另一重要理论依据。

与其它机构投资者相比，保险投资关注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投资风格更加稳健。一方面，保险业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保费计提的准备金，是带有给付与赔偿义务的有成本资金。对于大部分保险产品而言，投资风险基本由保险公司承担。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还面临着监管政策的硬约束，包括资产配置的比例限制、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以风险为基础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等，这与其它机构投资者面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些约束条件的设定，体现了保险公司强化投资风险管控背后的监管意图。

保险资金配置的国际比较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寿险产品占据全部保险业可投资资产的约70%，并按账户划分为独立账户和一般账户。一般寿险产品(约为寿险资产总规模的70%)除保险保障要求外，部分产品(比如有最低投资回报承诺的产品)还需要满足最低收益目标，对投资标的安全性要求较高。这部分资金划归到一般账户，资产配置比例由保险公司决定，同时接受监管机构的投资比例限制。

美国保险公司对一般账户大都采取比较保守投资策略，80%以上的资产配置固定收益产品，其中超过70%的资金配置债券，10%左右配置抵押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后，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控制在3%以内(2011年为2.3%)，即便在股票市场牛市的2007年，股票配置的峰值也仅有4.7%。

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的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日本寿险业将绝大部分资产配置在固定收益产品，其中65%以上的资产配置债券，贷款投资占比15%左右，权益投资的比重已经下降到6%。

会计准则及偿付能力对保险资产管理的影响

如前所述，保险资产管理必须充分考虑会计准则及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的影响，这是其区别于一般资产管理的重要特征。

首先是会计准则的影响。一般资产管理(例如基金投资、企业年金投资)主要关注于资产组合的市值增长，市值增减变动直接反映为当期业绩，因此会计核算相对简单。而保险资产管理需要从保险公司整体目标出发，基于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统筹考虑资产的价值和收益，这就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产生了密切联系。

具体而言，在会计准则的框架下，保险资产管理必须考虑三大问题。一是分类。现行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四分类”方法，一旦选定不能轻易更改。因此，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分类下资产价值、收益的计量方式、与负债的匹配度，以及对后续交易的限制，合理确定投资目的和会计分类。二是估值。公允价值计量是现行准则的一个重要计量属性，但其内在的顺周期效应也受到各方质疑。

此外，在非有效市场中资产如何估值，也是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三是减值。近年来金融资产减值对保险公司业绩的影响很大。尽管各公司减值标准不同，结果缺乏可比性，但都应该加强对减值的监测和主动管理，努力降低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其次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资产管理主要关注于资产本身的收益，不会受到资产委托方的其他限制或约束。而保险资产管理则会受到来自保险公司的诸多约束，偿付能力监管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在我国现行偿付能力编报体系中，投资资产会从两个方面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一是高风险、低流动性资产(特别是另类投资)的认可率较低，会降低偿付能力;二是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会造成偿付能力的剧烈波动。因此，在开展保险资产管理时，必须将偿付能力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偿付能力偏紧的公司，要审慎考虑另类投资，并主动加强价格风险、利率风险敞口管理，控制偿付能力波动。在最新的欧盟偿付能力Ⅱ体系中，投资资产形成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已经超过保险风险，成为寿险公司监管资本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旦欧盟偿付能力Ⅱ实施，保险投资理念、风险收益观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资产组合可能面临重大调整。同时，有效的风险管理将会为保险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保险资产的风险管理

资产管理工作本质上是一项风险管理工作。第一，识别风险。第二，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第三，在合理的定价基础上赚取风险回报。做好资产管理工作，需要看清几个基本问题。有哪些风险?定价有没有反映风险?实现收益背后蕴含了多少风险?哪些风险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尾部风险)?

具体工作中，识别风险点，进而对风险大小进行评估，对所识别的风险点开展风险监测，出现风险后及时、正确的风险应对措施和风险报告是保险资产管理的主要流程。保险资产管理主要面临着投资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和非投资性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等)。

此外，保险资产管理要定期对投资组合的收益情况进行评价，即绩效评估。绩效评估工作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组合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二是比较基准的选择。除了要知道投资业绩的好坏，还需要进行利源分析。这就需要开展绩效归因分析。风险调整后收益的引入有助于进一步掌握投资经理获得的收益是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还是在相对较低的风险下。资产管理承担了保险行业的大部分利润贡献，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也由负债端转向了资产端，对投资收益背后所承担风险的考量就非常重要。此外，一定要考虑对权益类的敞口控制问题，权益类的表现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保险资产管理的收益。

从价值投资到数量化投资的发展

纵观西方证券投资思想的发展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形成了价值投资理念、技术型投资理念、被动投资理念以及现代数量化投资理念等多种投资理念。其中价值投资理念和现代数量化投资理念都属于主动投资理念，理论较为系统，目前机构投资者大多使用这两种投资理念管理资产。

本杰明·格雷厄姆最早提出了价值投资的思想。之后，菲利普·费雪、约翰·威廉姆斯以及沃伦·巴菲特等价值投资的追随者又从价值评估的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对格雷厄姆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当前，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价值投资者还活跃在高收益债券、衍生品等多个新兴投资领域中。从实际操作中看，价值投资过程可能面临一些问题：如价格无法恢复的风险、价值回归速度缓慢时投资者容易受到短期业绩压力、信息爆炸使发现投资机会的难度增加以及在大牛市中资金利用率较低等。

通常意义上说，数量化投资可以理解为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来设计并实现投资策略的过程。近年来，数量化投资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据路透社报道，2012年对冲基金每获得10美元新投资，就有超过9美元投向了数量化对冲基金。而国内的量化公募基金也已经从2008年的6只增加到了2013年6月的46只。在数量化投资的过程中，投资策略是核心所在，目前的量化投资策略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择时类策略，如情绪指数择时等;二是择股类策略，如多因子择股等;三是对冲套利类策略，如股票多空对冲、统计套利策略等。从历史来看，

数量化投资能够取得较高的收益，但同时也存在着模型风险。

作为两种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和数量化投资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但是数量化投资在数据处理能力、投资策略多样化以及投资决策理性化、流程化等方面更具优势，并且能取得相对稳定的投资业绩。目前，国内保险资金绝大部分通过价值投资方法进行管理。为更好适应未来投资环境的转变，保险资产管理未来需要实现几个转变。随着未来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以及期权等衍生工具的放开，保险资金数量化投资的运用前景会越来越广泛，真正实现投资策略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与行为金融理论的影响

理性人假设是传统金融学理论的基础。理性个体假定解决了传统金融学理论中个体的认知问题，而期望效用理论则解决了传统金融学中的个体决策问题。在上述基础上，产生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随着认知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认知偏差的存在对于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Tversky和Kahneman(1979)提出的著名的前景理论对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进行了完善，为现实中许多投资者行为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行为金融学家纷纷开始发展基于行为金融的资产定价模型和资产组合理论。

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衍生了众多的投资策略。其中，逆向投资策略、动量投资策略、成本平均投资策略、时间分散投资策略、小盘股投资策略等已经被众多研究者和机构投资者深入研究并广泛使用。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较短，整个市场有效性程度还有待提高。保险资产管理行业有必要借鉴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成果，补充自身的投资策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提升收益、防范风险。在投资方法上可实现几个转变：第一，从以配置为主向配置与交易并重的转变;第二，从被动投资为主向主动投资的转变;第三，从做相对收益向做绝对收益的转变;第四，从单纯的价值分析向价值分析加行为分析转变。通过不断完善投资方法，更好地为保险资产保值增值和保险主业服务。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王强 时间：2015-11-19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下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要求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并明确提出地方高校转型的关键是明确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转变办学方式，不是“挂牌”、更名或升格。为什么要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型？《指导意见》给了大家哪些“指导”？“指导”又该如何落实？部分专家就此进行了解析。

为什么要引导部分地方高校转型？

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引导部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十分必要，是产业升级所必需，是经济转型的呼唤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批地方本科高校已站在了“而立之年”的节点上。

由于受传统的“重学轻术”“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和政策导向不明的影响，许多原来单科性学院纷纷改为“学科齐全”的综合型、学术型高等学校，许多专科学校升为学院后,也就沿着前者的思路办学，失去了原有的学科优势。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人才市场越来越需要的是多层次、多规格、实践能力强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引导高校分类发展,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发展目标的矛盾，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所长孙诚说。

“当今世界已步入全球化3.0时代。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带来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传统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必须进行系统转型和功能再造。”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表示。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认为，如果将“创新”比喻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的话，那么“应用”就是维持其良性运行的血液。

孙诚介绍说，从国际经验看，欧洲国家对应用型高等教育普遍重视。如今，瑞士、芬兰、荷兰和德国等国应用型高校在校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分别达到34%、46%、65%、29%，有效地支撑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从国家发展战略看，特别是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中，在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一节中专门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站在这个高度上看，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尤为必要，为产业升级所必需，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经济转型的呼唤。”孙诚认为。

给了地方高校转型哪些“指导”？

鼓励院校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牟延林把《指导意见》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重技重能”时代来临的标志，他认为这是“对‘手’的教育”的理性回归。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起步晚，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地位、作用缺乏法规保障。”牟延林认为，《指导意见》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定做了“压舱石”和“定心丸”，明确办学方向和运行机制等重大事宜。从而使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型大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使来之不易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争取地方、行业、企业的经费、项目和资源在学校集聚；通过招生计划的增量倾斜、存量调整，支持试点高校符合产业规划、就业质量高和贡献力强的专业扩大招生；将试点高校“双师双能型”高水平师资培养纳入中央和地方相关人才支持项目。在国家公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中增加试点高校选派计划等。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阶段的中国，无论是院校转型还是新型第三级教育系统的建设与完善，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史静寰认为，如何调动市场、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激活院校主动改革、积极转型的内在动力，是更为艰巨的工作。

对此，《指导意见》提出，“转型的责任在地方”，要落实省级政府统筹责任；“转型的主体是学校”，要激发高校转型内生动力活力。《指导意见》还鼓励院校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支持，形成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的发展格局。

“政策也是生产力，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政府积极运用政策杠杆和行政优势，统筹调配公共资源，鼓励吸引社会及市场资源，为深化高教改革，建设和完善内涵丰富的第三级教育系统搭桥铺路。”史静寰说。

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地方高校应从教学模式、办学模式、治理模式、教师标准等方面推进改革创新

“高校分类问题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道理大家都明白，关键是实施。”马陆亭介绍，近十几年来，围绕高校分类产生过不少的方案设计，但都难以实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理念无操作，很好的思想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他认为，这次《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顶层设计、制定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和评估标准等，就是一种很务实的制度安排——不仅提出方向，而且给出实施路径。

在马陆亭看来，这里的实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转型高校要加强实践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区域发展需要的办学“新路”；二是这种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训练，培养真正满足行业企业岗位要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方向、理念有了，落实、实施就成为关键，而这仍需要改革创新。马陆亭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第一，教学模式。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是应用技术大学最基本的育人方式。《指导意见》规定实训实习课时必须占专业教学总课时比例30%以上，全面推行案例教学、项目教学，把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毕业设计选题来源等具体措施，就是要用制度性因素来保证实践环节教学。

第二，办学模式。“我们常说的千校一面指的就是办学模式，我们的高校转型是否成功也主要看办学模式。”马陆亭说，我们现在倡导的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加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就是希望能在办学模式上有所突破，实现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第三，治理模式。应用型高校需要与区域经济发展融为一体，需要积极开展与产业、企业的合作，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仅是一种办学模式，更是一种基本的治理模式。这类学校需要多方共治，我们需要把管理的思维转向治理。省级政府要支持转型高校开展理事会、董事会、专业指导委员会、教育集团等改革探索和建设。

第四，教师标准。新型高校需要新型教师。“转型是否成功，教师是关键。教师没有实践能力和产业视野，怎么能够要求学生具备这些能力呢？”马陆亭认为，转型高校需要调整其教师结构，在岗教师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或开展定向培训，新进教师应该有产业工作背景，还需聘请企业优秀人才担任专业建设带头人或兼职教师。

时间：2015.12.03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作者：钟秉林 方芳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矛盾凸显，并引发了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学生就业、自主办学等一系列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正在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教育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教育发展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诸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以及不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使得学校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教育决策的难度明显增加，教育政策的出台和教育改革实践的推进更为艰难。加强系统研究，深化综合改革，坚持依法治校，已经成为平稳涉过教育改革“深水区”，不断提高高校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必然选择。

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与教育有效结合，以“慕课”“微课程”等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方式和课程联盟应运而生，为缓解高等教育主要矛盾和破解高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思维，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慕课”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英文缩写MOOC的中文音译，是一种具有交互功能的开放式的在线学习方式，其突出特点是以短视频为主要方式传授名校名师的课程教学内容，以即时测试与反馈促进学习者学习，并基于大数据分析促进教师和学生改进教与学。“慕课”的概念形成于2008年，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方式和课程联盟，“慕课”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公益性和高质量的特点吸引了专家学者、大学教师和广大学习者的关注和参与。

2012年“慕课”在美国得到飞速发展，被《纽约时报》称之为“慕课元年”。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在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同时掀起了一股“慕课”风潮，并涌现出了以EdX、Coursera和Udacity等为代表的课程支撑平台。EdX是由耶鲁、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在2012年联合创建的免费在线课程项目，目的是建立世界顶尖高校的共享教育平台，提高教学质量，推广网络在线教育。目前该组织的成员学校已达29所，拥有超过90万的注册者；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2013年相继加入该联盟。Coursera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两名教授在2012年创办的免费大型公开在线课程项目，旨在同世界顶尖大学合作，在线提供免费的网络公开课程。目前该组织已包括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81所高校或机构，拥有网站注册学生400多万，是全球最大的在线课程联盟；我国的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在2013年加入了该联盟。Udacity是由斯坦福大学巴斯蒂安·特伦教授在2011年创办的免费在线课程项目，区别于EdX和Coursera平台的是，该项目没有固定的合作大学，而是邀请知名教授和专业人士开设网络公开课程。目前，该组织已拥有超过75万的注册学生。

欧洲的“慕课”近年也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课程平台。OpenupEd网络公开课程是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课程平台，于2013年4月正式启动，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参与其中，目前已包括用12种语言开设的数十门课程，内容涉及数学、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技术、气候变化、文化遗产、国际关系、语言学习等诸多领域。2012年12月，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支持下，英国开放大学联合英国12所大学建立了名为“未来学习（Futurelearn）”的课程平台，已有来自全球的26个组织成员和合作伙伴。欧洲其他的“慕课”平台还包括：西班牙的Miriada X、芬兰的Eliademy、德国的Iversity等。

我国在2013年也掀起了“慕课”热，若干所国内一流大学相继加入“慕课”国际课程联盟，数十个“慕课”国际论坛和国内会议频繁召开。中国高水平大学慕课联盟、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中国职业教育微课程及MOOC联盟、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清华在线学堂、全国C20慕课联盟等“慕课”课程联盟或协作组织也先后建立。

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知识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高等教育的有机结合，以“慕课”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方式的诞生，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也为教育未来的变革之路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路径。

1.“慕课”为大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径

拓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根本途径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长期积累，努力办好每一所高校。与传统的学习方式和课程协作组织相比，“慕课”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发挥互联网倡导的“共享与协作”精神，将分散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优质教学资源整合到一起，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满足在校大学生和公民享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无论是国内重点大学的名师课程，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优质课程，都可以通过网络整合到同一资源平台；不同时间节点的学习资料，可以应用相关技术实现高效集成。这种学习空间和时间上的突破，大大降低了学习者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准入条件，学习者可以有效利用“碎片化”的学习时间，在线学习全球各大名校开设的网络课程；在校大学生也可以通过选修网上优质课程，实现个性化的学习。另一方面，“慕课”课程的研发有效推进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向多媒体化、短视频化和互动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大学将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教学相结合，创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不断改善学习效果，提高学习效率。

2.“慕课”为拓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供了新的思路

人力、财力、物力等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而导致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失衡和种种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高等教育资源拓展过程中，时常要面对“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二者如何兼顾、何者优先，教育决策者和实施者必须综合平衡，做出选择。而“慕课”学习方式和课程联盟的诞生和发展，则提供了“以效率促公平”的新的思路和路径，拓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首先，采取优先发展策略，如实施“精品网络课程”计划、启动“名师大讲堂”项目等，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优质网络课程的开发，实现学习资源开发效益的最大化；然后，再通过政策导向，如完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加强高校和社会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等，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在“二次分配”过程中体现教育公平。显然，通过“慕课”获取优质教学资源、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均衡的状况，进而为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每个学习者提供适合自己的优质教育，有效推动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进程。

3.“慕课”为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搭建了新的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并很快渗透到教育领域，形成了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教育竞争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全面展开。“慕课”等相关国际课程联盟和协作组织的构建和运行，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迅速增加，促成了国际化课程、教材和课件等教学资源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和共享，使得大学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管理模式的跨国、跨地区的传播与融合。从公益性角度来看，大学可以利用“慕课”教学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该校的优质课程资源与成果，使遍布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和其他学习者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同时，大学也可以通过“慕课”课程的传播形成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显然，“慕课”对中国大学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引入国外优质教学资源和现代教学方法，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带来了难得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推进中国大学优质教学资源的国际拓展，增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提供了重要平台。

以“慕课”“微课程”等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以其鲜明的特征，吸引了大量学习者注册学习，使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高等学校要保持敏锐目光，拓展办学视野，密切跟踪基于互联网的“慕课”学习方式的发展趋势，不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更新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

“慕课”的发展正在颠覆着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首先，要突破“千校一面”“万人一面”培养模式的禁锢，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质量观，确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观；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研究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选择权，鼓励学生兴趣特长发展，探索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其次，要摈弃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陈旧教学观，在教学活动中确立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现代教学观，探索先进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加强师生互动，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不断改善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

2.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模式

“慕课”教学模式以其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特征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首先，高等学校要着力改革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根据不同专业和课程的基本要求和特点，探索探究式学习、讨论式教学、合作式学习等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当前，尤其要积极探索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注重养成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实现学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比如，利用“慕课”“微课程”等线上优质课程资源，将学生接收知识的过程从课堂讲授转移到课前网上自学，而在课堂上则通过教师组织引导、师生互动和生生合作，将学生课前个性化学习获得的知识融会贯通，实现知识内化的部分功能。其次，要组织教师研发网上课程，积极参与线上教学，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在校内和校外的共享，彰显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特色。第三，要优化课堂学习效果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参与线上自主学习，不断提高学习质量。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

“慕课”教学模式带来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对大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和学生管理体制，乃至传统的教室布局都带来了冲击。首先，高等学校要加强人才培养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管理体制机制和学习制度的创新；尤其要根据“慕课”教学模式的融入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探索教学管理体制和学生事务管理机制的创新，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其次，要根据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院系设置和教学组织，为深化综合改革、培养创新型人才构建学科专业平台和学术组织架构；同时，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工作，为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创造条件。第三，要研究“慕课”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完善学校内部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明晰质量标准，优化指标体系，改革评估方式，强化评估结果反馈和改进工作的机制，建立学生学习效果跟踪和评价机制，不断改善学习效果。

4.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以“慕课”“微课程”等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方式，知识传递的方式已经由单向转为多向互动，这使得大学的知识权威和学术垄断地位遭到威胁，教育实际效能也受到社会质疑。而最直接的冲击莫过于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正在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为学生的学习伙伴，要在教师与学生构建的师生学习共同体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师生的互动、学生的合作来实现教学目标。首先，高等学校要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趋势，调整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路和重点，修订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其次，要加强教师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在职培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当前，尤其要注重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提高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和指导学生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要重视教学管理人员和学生工作干部的培训工作，引导他们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和学生工作机制，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良好服务。第三，要改革教师聘任和考核制度，引导教师将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努力将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要鼓励教师密切跟踪互联网教学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与学习方式的改革。

“慕课”的发展对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搭建了新的平台。但无论是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或教学模式，还是作为一种课程联盟或协作组织，“慕课”还处于发展初期，需要直面问题，不断完善。

1.加强“联结”与“互动”，提高学习效率

基于互联网的“慕课”“微课程”“翻转课堂”等学习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联结和互动。要进一步厘清“慕课”的内涵，创新学习模式、教学内容和运行机制，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人机互动，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并且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育有机融合，吸引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更多的学习者注册学习，真正发挥“慕课”的优势，体现其“大规模”的特性，实现其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等方面的价值。否则，“慕课”“微课程”等与十多年前开始尝试的网络课件就没有区别了。

2.完善学习监督和效果评价机制

由于互联网教学准入门槛较低，目前还缺乏有效监督和证书驱动等激励机制，总体上看，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和自律性，以及所选课程的完成率普遍较低。如何对线上学习的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和学生，不断改善教师的线上教学水平，提高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率，已经成为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在校大学生选修以及线上教学与线下教育的结合，迫切需要有关研究人员和教师在“慕课”学习效果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及其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共享，以及大数据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试验探索。

3.探索和完善市场运营机制

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有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基于互联网的“慕课”学习方式和课程联盟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完善的运营机制是“慕课”发展的重要保障，比如，如何厘清“慕课”教学模式的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如何优化“慕课”课程联盟的运营模式，如何筹集“慕课”线上课程的研发经费并保障其稳定运行，如何制定“慕课”课程标准和认证办法，实现“慕课”课程联盟与高校之间互认课程学分等，都需要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进行认真研究和大胆探索。

4.跳出“慕课”发展的误区

首先，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大学的核心功能是培养高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毋庸置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高校干部教师围绕立德树人做好教学和管理工作；而理论研究和国内外高等教育实践表明，一所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校园文化和校风学风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包括社会发展性、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等素养和能力的养成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基于互联网的教学与大学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慕课”教学模式不能完全取代大学教育，“慕课”课程联盟更不可能取代大学组织。要避免“炒作”概念，片面夸大“慕课”的功能与作用，与其忧虑将来有多少传统学校会面临消亡，不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优化网络教学环境、提高“慕课”教学质量，以及与线下课堂教学的结合上，这也是目前国外“慕课”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探索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育相互融合、扬长避短，不断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普通高校、开放大学以及在线课程联盟和协作组织、互联网教育产业应该加强协同探索、优势互补，统筹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试验。

其次，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高校、开放大学到互联网教育产业，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纷纷组建“慕课”课程联盟或协作组织，但大多还是各自为战，顶层设计和相互协调比较欠缺。通过组建联盟提高社会影响力的功利性取向较重；而如何发挥“慕课”的优势，与线下课堂教学有机结合，改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则考虑较少；投入产出效益如何，技术模式是否互通，在校大学生如何直接受益，仍缺少关注与研究。大学要密切跟踪“慕课”等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教学需求，结合课程自身属性，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教学资源、改革教学方法、创新学习方式等方面打造“精品”，探索建设多种新型的资源共享课，以满足不同教学需要和包括在校大学生在内的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同时，要加强规划和协调，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将变革教育观念、创新体制机制与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相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有机结合。改革探索成功的标准，主要在于学习效果和效率的改善以及社会的认可。

来源：人民网 作者:刘清华 时间：2015-11-16

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实质性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它既提出了“十三五”期间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实现的总体目标与建设改革任务要求，也提出了到2049年我国要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新蓝图。如何通过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推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需要牢牢把握反映高等教育与人和经济社会协进关系的三个关键点。

一、改革完善基于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内部激励机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关键靠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教师而言，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来自于学术责任、学术声誉和与职业收入，这与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如果高校的内部激励制度在这些机制建设方面，不能形成对绝大多数教师的有效激励，就会压制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更难以吸引世界一流的人才。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激励保健理论，发挥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在激励机制建设中认真研究哪些属于保健性因素，哪些属于真正的激励因素。就全球视野看，高校教师的人事制度变革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建立健全体现教师职业发展特点的学术职称及基本工资制度，这主要是构成高校教师职业稳定发展的保健性因素，也是与其他各行各业可做客观比较的基本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是建立健全依据一流学术标准的教师工作绩效奖励制度，破除职称工资和绩效工资混淆不清的弊端，这是切实提升教师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激励因素。《方案》在改革任务中提出要实现关键环节突破，特别提到要加快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积极完善岗位设置、分类管理、考核评价、绩效工资分配、合理流动等制度等，这的确是抓住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关键点，期待这些制度改革突破的核心是能有效激励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

二、建立健全社会有效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

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机制，是政府、高校、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机制。高等教育最终是面向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没有社会各行业代表参与的评价制度很难谈得上有很高的评价效度和公平竞争环境。针对“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方案》提出“总体规划，分级支持”，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不但支持拥有多个国内领先、国际前沿高水平学科的大学，也支持拥有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院校中居于优势地位的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还要支持拥有某一高水平学科的大学。这就意味着目前已经具有明显国内外比较优势的那些大学和学科，有机会获得国家的重点支持，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究竟哪些大学或者学科能进入世界一流目标建设队伍？对此，《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如果《方案》在支持措施中提出的这种评价思想与评价机制，能够统帅或者主导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任务要求，建立导向正确、科学有效、简明清晰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那必将极大的激励和推动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避免大学内部封闭的学术评价制度压制师生的创新积极性，避免政府部门单一主体的评价影响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

三、努力构建政府和社会的长效支持机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意味着大学有世界一流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应该看到，经过“211工程”和“985工程”等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部分高校的学科实力已进入或接近世界百强。有人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是钱堆出来的，这种说话虽然有点夸张，但研究显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投入相比，我国政府和社会的投入还很不够，我国年度收入超过80亿人民币的大学只有4所，超过60亿人民币的只有11所，而这还不如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年度捐赠收入多。单以教师平均工资为例，扣除各种因素后的国际比较，也显示最低相差5-10倍左右。如果考察我国刚进高校工作的博士待遇，他们要安居乐业无疑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种局面，长期来看显然难以吸引和留住具有一流竞争力的后备人才进入教师队伍。为此，《方案》提出了“分级支持、动态支持、合力支持”等三个方面的重要支持举措，特别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为了统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落实这种共建机制，《方案》还提出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与教育部分别责权的总体组织管理。

我们期待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后续配套措施，能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历史的检验，能从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标准出发，切实改革完善激发教师学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建立健全科学而公平的学术绩效评价制度，努力构建政府和社会的长效支持机制，切实推进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

时间：2015-12-0 1来源：全球品牌网　作者：李北水

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很热的话题，而如何加是很多企业的烦恼。无论是互联网+生活服务，+硬件，还是+金融或地产，互联网+令行业出现了新的颠覆，更体现了人－-产品－-服务的多维交互。决定传播的影响力在每一位用户或客户手上，用户或者客户为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买单取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品牌的推广只是为了让产品或者服务获得更大的关注度，从而让客户从了解到认知购买。未来，围绕消费者的布局，特别是围绕消费者黏度的布局一定是主流的商业竞争模式。而对应的品牌营销又该有哪些战略及布局的改变？品牌营销又该如何进行沟通互动？

▎让你的品牌会说话

互联网+的品牌建设体现互动和聚合，回归到产品和服务是否更好的满足消费者以及更好的和消费者的沟通上。过去做品牌，更多是创意策划和传播，互联网让产品在市场、渠道和传播上都发上了变化。而互联网品牌的崛起，得益于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播的属性。互联网的碎片化更要求品牌自身会说话表达，这里我们称为会说话的品牌（Talking Brand），需要利用社交群体说话以及各方面立体的展示品牌的内涵、并且需要很多信息来刺激客户的感知，从而来建立品牌的形象。

▎互联网+的品牌建设体现快捷扁平的聚合效应

较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对营销产品的影响：由于聚合，产品再少，只要有需求，商业模式也能成立。过去，如果品种单一，盈利能力也就上不去，所以丰富产品的品种是过去企业做产品很明显的一个品牌的特征。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物联时代，产品通路发生改变。对比过去，传统产业的产品一到批发通路就搞价格战，品牌附加值就很难出来。而互联网时代也更体现市场聚合、市场差异化为特征的长尾效应。互联网思维就是用户体验至上、快捷扁平的聚合效应。过去，品牌推广多是在传统媒体上投放广告，社会化媒体的出现，目标的群体性更明显，体现了用户为导向的快速聚合，让推广能更精准传达给目标人群。

互联网+意味着给消费者更多的便利和更优良的服务，滴滴、Uber、神州专车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的服务模式，网络预约可以更好的满足多数居民的出行需求，在更好匹配供给和需求同时，也能更好的提高服务效率。它们代表着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我们叫其“共享经济”。在强调互联网+的时代，整合行业优势资源比单打独斗重要得多，一家企业从产品、服务到品牌，涉及设计、创新、物流等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严格的要求，相互借力，集中更多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帮助解决用户满意度的核心问题。

▎直面客户的应用场景建设

品牌建设很强调信任，直面客户的应用场景建设更容易给客户带来信任。随着互联网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种信息参差不齐的充斥在我们面前，在同质化的多品牌竞争时代，我们建立一个品牌也更多地希望得到别人的信任，希望自己的品牌更加值得信赖。事实上，随着信息的流通越来越高效，碎片化时代品牌的信任也越来越难建设，所以品牌的建设更注重建立自身的品牌辨识度。互联网+帮助我们直面客户的应用场景，在建立感受－-选择－-分享的过程中更强调参与，极致体验带来的应该是有价值的引人注目。无论是事件营销，还是各种媒体广告以及活动，反反复复的各种应用场景充斥在消费者眼中是为了加深消费者意识中对品牌的辨识度，从而形成有效的产品驱动。

“互联网+”的来临为中小微企业打开了一条营销创新之路，要跟互联网+挂钩衔接，强调一个“设计思维”，也可以称之为MarketingDesign,也就是说在互联网+的设计过程中探索自己的模式，找到一种适合长期发展的模式，找到价值支撑，整合行业资源，相互借力，让更多力量真正满足或者更好的满足人某种体验或需求，在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快捷扁平的聚合效应无限的扩张品牌的价值、品牌文化和品牌精神。

时间：2015-12-11 来源：人民网 作者：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做好改革工作是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12月9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为明年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并做出了全面部署。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明年的改革工作。

改革工作的目标

明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开好局起好步，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推进各项改革任务。习近平总书记12月9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项改革任务、制度建设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聚焦、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严明责任，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报告指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0一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改革工作的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理不清思路，就踩不准脚步，完不成任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明年改革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协调推进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突出问题导向，突出精准发力，突出完善制度，突出督察落实，把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点改革任务抓在手上，主动出击，贴身紧逼。不管是落实已出台的改革，还是推出新的改革举措，都更加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更加需要勇往直前的毅力，更加需要雷厉风行的作风。”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举措，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要把这些举措纳入改革任务总台账，在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情况下与新的改革内容形成梯次衔接、协调推进，做到一体部署、一体落实，一体督办。三次会议，三份文件，每一份文件都包含着大量具体的改革举措。2014年8月18日，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对未来7年的改革实施工作作出整体安排，突出了每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指出：“对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要纳入改革台账，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筹部署、推动落实。要统筹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实现梯次接续、前后衔接、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纳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 “十三五”规划也将是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改革工作的关键

“一份部署，九分落实。”改革的顶层设计重要，但落地深根更重要。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落实责任，根本在敢于担当，要主动承担主体责任，针对改革方案，拿出具体措施，形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支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改革工作能不能落实到位，落实责任是关键。要抓好部门和地方两个责任主体，把改革责任理解到位、落实到位，以责促行、以责问效，抓紧抓实改革方案制定、评估、督察、落实等各个环节，做到全程跟进、全程负责、一抓到底。要形成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主体责任链条，健全能定责、可追责考核机制，条条线都要拉直绷紧。地方各级党委对本地区改革任务承担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既要亲自抓改革部署，又要亲自抓改革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确保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深化改革离不开部门和地方两个责任主体。承担牵头任务的有关部门要定好方向，划好底线，狠抓落实与督察，要切实担负起改革措施落地的责任，积极主动想法设法打通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各地方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坚持问题导向，提高改革方案质量，抓好改革部署的具体落实，把改革做深做细做实，形成上下良性互动、各个环节全面行动的局面。

要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让各级党委承担改革措施落实但主体责任。落实主体责任不是简单表态、不能务虚，必须务实。只有各级党委切实强化了责任担当,党委书记真正成为第一责任人,把中央提出的“既要亲自抓改革部署，又要亲自抓改革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带头做起来、做到位,才能切实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推进改革不断深化的带动作用。

强化对改革工作的督察

强化对改革的全程督办督察，是抓改革落实的有力举措，是主动有序推进改革的有效行动，是传导责任和压力、把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重要方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指出：“要强化督察职能，健全督察机制，更好发挥督察在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提高质量中的作用。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要排队督察，重点督促检查方案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的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列出清单、明确责任、挂账整改。要加强对各级干部推进改革情况的了解，加大改革实绩考核权重，形成鼓励改革、支持改革正确用人导向。”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经常会遭遇梗阻。要用好督察这件消除“中梗阻”的利器，破解改革胶着局面，提高改革落实的效率和质量。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改革方案出台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方案“落地”。方案落实过程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和障碍。如阻挠改革推进的问题、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问题、侵占国家利益、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就要着力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督察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纠正，对需要调整完善的改革方案及时分析研究，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都能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和期待。” 2014年，中央改革办成立督察局，专司改革方案督检之责。各地也要加强对改革方案落实的督办督察工作。通过督察，对改革进行阶段性评估，及时跟踪研判，并不断完善改革方案，使改革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十三五”规划的大幕即将拉开，关键之年要走好关键一步，让我们认准目标，理清思路，抓住关键，提振精神，真抓实干，用实际行动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异答卷。

来源：中青网 作者：晋浩天 时间：2015-12-14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6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做好2016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通知指出，从2016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对全体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

通知要求，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开设创业指导及实训类课程。对已经开展创业实践的学生，开展企业经营管理类培训。要广泛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支持高校学生成立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社团，举办创新创业讲座论坛。高校要设立创新创业奖学金，并在现有相关评优评先项目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表彰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通知强调，要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状况统计指标体系。从2016年起，各地各高校要重点统计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暂不就业毕业生等指标。建立三级联动机制，辅导员及时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意愿，院系认真核实汇总就业数据，学校实时更新就业监测系统相关信息。高校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毕业生的指导服务力度，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对于就业困难毕业生，教育部要求做好帮扶工作。“要准确掌握家庭困难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农村生源毕业生、残疾毕业生等各类就业困难群体的具体情况，实行‘一生一策’动态管理，通过开展个性化辅导、组织专场招聘等活动，做到精准发力、精准帮扶。各地各高校要积极协调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做好求职创业补贴申请和发放工作。”通知表示。

一、“大数据”看《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

2014年在校生规模3559万人(其中本专科2547.7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24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37.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00-2014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从375万人增至939万人，增长约2.5倍。全国高校录取人数从220.61万人增至697万人，增长约3.1倍。十五年间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7%，录取率由原来的59%提高到了74.33%。高考录取率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12.3倍。

2010-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教职工总数从215.7万人增加到233.6万人，成为世界第一。专任教师从134.3万人增加到153.5万人,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从2010年的62.26%提高到2014年的65.71%。

2010-2014年，各高校具有硕博士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从不到50%，提高到了55.79%,其中具有硕、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0.05%和35.74%。“985工程”院校和“211工程”院校专任教师队伍中高级职称的比例均超过了60%。中青年教师在普通高校专任教师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0%。

二、“大格局”谋划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顶层设计重新规划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区域布局结构，推动了高等教育自身的转型发展。

新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异军突起。2015年新建本科院校（不含独立学院）扩展到403所，占普通本科高校（不含独立学院）的43%。全国现有的339个地级城市，有208所新建本科院校分布于其中的196个城市，布点率达57.82%。2004-2014年，职业教育技术学院（含高职高专）从872所增加到2014年的1327所，占据全国2529所普通高校的“半壁江山”。

2013年6月，由全国三十多所院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截至2014年4月，有178所地方高校加入，致力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和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的探索。2009年之前，新建本科院校自觉面向地方（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比例不足80%，但2009年以后，高校转型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实质性发展阶段，接受合格评估的新建本科院校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本科的比例分别为86%（2009）、92%（2010）、96%（2011）、98%（2012）、100%（2013）、100%（2014）。

中西部高等教育体量不断增大，办学能力不断扩大。对比2000年与2014年：中西部高校从2000年的544所高校增长到2014年的1363所，增加了1.5倍，中西部高校数量占全国的53.9%。中西部在校生数、毕业生数、招生数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54.16%、53.84% 、54.38%。2008-2014年，14年间累计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招生92万人，相当于在中西部地区建立90所超过万人的高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高考录取率上的差距从2007年相差17个百分点降低为6个百分点。

三、“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1.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全面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本科教学工程是一项旨在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基础性、前导性工程。工程紧紧抓住影响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力争加强质量标准建设，优化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取得新突破，充分发挥国家级项目在推进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上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

自工程实施以来，组织研究制定覆盖所有92个本科专业类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重点建设了1500个专业点，在工程、医学等领域开展560个专业认证试点，建立与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医学等专业认证体系。分批公布了3000多个特色专业建设点，涉及特色专业300多个。

39所“985”高校中有35所高校已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占所有“985”高校数的90%，平均每所高校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数为22个，占比为25%。

建设了100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5000门资源共享课。建设了100个成效显著、受益面大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支持高等学校与社会有关部门合作共建了1000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资助了5万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在中央 2.5亿元投入的带动下，各省市投入专项建设和运行费用近80亿元。

重点建设了30个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中央财政资助每个示范中心500万元经费。支持5000名西部受援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到支援高校研修。

在工程项目带动下，高校实验室空间得到了拓展。2009-2010学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共有实验室28156个，实验室面积2785.67万平方米，生均实验室面积1.79平方米。2012-2013学年这三项数据分别为29964个、3102.26万平方米、1.76平方米。实验室数量增长了6.4%，实验室面积增长了11.4%。

2.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是一项以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综合办学能力，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又一项重大工程。

计划针对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整合并形成了包括“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东部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等为主要标志的10项建设计划。其中，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央财政拨款100亿元，支持24个中西部省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0所地方本科高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中央财政拨款约60亿元，在13个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支持1所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大学。

自计划实施后，中西部高等教育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

“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扶持的100所高校中，有97所参评“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竞争力的评价”，2012-2014年，97所高校在竞争力评价排前20%高校的数量由9所提升到13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扶持的高校进入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竞争力前20%高校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8.3%上升到2014年的14.4%，提升了6个百分点。“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支持各高校，专任教师已获博士学位比例而言，与全省水平相比，高出1至约30个百分点。

2001-2011年十年间，受援高校的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二级学科硕士点分别翻了19.17倍、5.8倍、8.73倍和2.88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一级学科博士点有了历史性突破。2013年批准19所西部高校为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9个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批准4所西部高校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0个一级学科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014年“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共支持中西部高校引进“千人计划”专家256人，占全国高校同期引进人数的比例超过30%；2013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支持西部高校优秀青年人才278人，“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支持西部高校团队16个，“高校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资助西部高校400名青年教师，“千名中西部大学校长海外研修计划”选派210名研修人员。

从对口支援情况看，受援高校扩大到75所，支援高校为100所。2013年51所支援高校接收受援高校647名教师和管理干部进修锻炼，实际录取受援高校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367名、硕士研究生139名；2014年，确定支援高校为西部受援高校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369名、硕士研究生计划156名，实际录取博士研究生351名，录取率达到95%。截止到2014年，6所部属师范大学在全国共招收了10933名免费师范生。中西部生源占90%左右，农村生源比例约为60%。八年来共招收免费师范生近8万名。

3.实施“985”、“211”等工程项目，提升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

“985工程”、“211工程”等工程是为了实现高校整体学科水平提升，创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教育工程。“十二五”期间，新一轮“985工程”共投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335亿元。“211工程”三期建设自2008年至2011年实施，中央安排专项资金100亿元，2012年9月组织完成对112所学校“211工程”建设项目验收工作。在综合以往实施经验的基础上，2011年，国家推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全国各地已经挂牌2011协同创新中心有114个，已严格遴选 38个协同创新中心入选“2011计划”,2013年中央财政下拨专项资金5亿元。同时推出“特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75所高校的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115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纳入建设，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约20亿元。

经过这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211、985工程”高校成为科研的主力军。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共890798人，其中，“211”及省部共建高校约占40%；研究与发展人员共359884人， “211”及省部共建高校约占42%；实验研究成果应用与科技服务全时人员共26498人，而“211”及省部共建高校约占58%。

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代表着全国科技的最高水平。2010年至2014年，高校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583项，获技术发明奖1328项，获科技进步奖3577项，获最高科学技术奖7人。高校获得的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占比为70%左右。这些重大科研成果大部分都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2005-2013年，高校科技论文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占据70%以上。与全国其它科研机构相比，一直超过60个百分点以上。2010-2013年发表国际科技论文数由23953篇提高到69064篇，高校的贡献率超过80%以上。仅2013年世界各学科领域影响因子最高的150种期刊中，有5119篇中国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发表在世界各学科领域高影响力期刊上的论文，超过80%来自高校。

根据《201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为23.14万篇，连续五年排在世界第2位，占世界份额的13.5%。从发表科技著作看，高校发表的科技著作33064种增加到37866种，占全国科技专著总数的80%以上，与其它科研机构相比，一直保持超过70个百分点。

2005-2013年，高等学校专利申请数从20094件增加到133865件，增加了5.66倍。高等学校专利授权数也不断增加，从8843件增加到84930件，增加了8.6倍。

2005-2013年，发明专利申请数14673件增加到81251件，增幅达到 81.9%，发明专利实际授权数从4715件增加到35873件,增加了6.6倍。

2005-2013年，全国大专院校专利申请件占比从5.20%增加到7.50%，其中发明专利每年平均占比达到15.22%。

四、“大协同”创新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计划，推进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成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又一大亮点。

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参与计划的高校近350所、科研院所近120家，覆盖到全国所有省市地区，正式签署联合培养本科生计划协议的共有40所高校以及46家科研院所，委派包括院士在内的专家到相关高校授课或讲座达到1400余人次，受益学生数超过16万人次。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8所高校的1257个本科专业点、514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进行改革试点，10415家企业参与实施。高校累计投入专项经费约22亿元，签约企业投入约4.2亿元、派出兼职教师1.1万人、参与开设课程4000余门。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有66所高校进入计划，建设了58个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2个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12个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会同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实施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已有391位高校骨干教师、420位法律实务部门专家入选。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基本实现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以及人民日报等4家中央新闻单位与全国389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或完成签署准备事宜；组织400余名高校骨干教师和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

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已批准第一批试点高校99所、改革项目140项。其中，拔尖创新型43项，复合应用型70项，实用技能型27项。覆盖在校生约9万人。

卓越医师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批准125所高校开展178项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会同卫计委推进“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共批准中西部22个省份、63所高等医学院校招收免费本科生26000余人。

从目标达成情况来看，卓越系列人才计划实施以来，培养了一批获得行业认可、具备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人才。一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取得突破。各高校已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与行业需要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推进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完善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定体系。二是推进了与培养卓越人才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建设。不同学科领域都依据自身学科人才培养特点，通过开展培训、跨界学习、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等多种措施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能力，取得初步成效。三是毕业生整体质量获得行业认可。当前参与“卓越计划”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较好，部分高校学生就业率达100%，学生素质也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不少用人单位表示“卓越计划”的毕业生专业水平有优势，给予毕业生们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等一致认可，不少单位与高校合作关系密切，提前“预订”毕业生。

五、“大实践平台”支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过去一直是高校人才培养又一软肋。近年来，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教育部制定一系列要求，通过构建大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大实践平台、形成大实践成果为目标，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下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搭建校外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根据2013年486所本科高校教学状态数据显示，累计建有58169个基地，每次可接纳学生266多万人，当年实际接纳学生230万人次，如果按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生数估计，平均36.82%的在校生有机会到实践基地参加各类实习。

构建国家、省、校三级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带动了117所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和710所地方所属高校参与，中央、地方和高校对近8万个项目进行了资助，投入经费近14亿元，参与学生近22万人。以2012年和2013年为例，参与项目的学生总数达196827人，创新项目数45004个，创业项目8323个，投入经费约10.32亿元，无论从参与学校和学生覆盖面，还是地方政府财力支持，都掀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一轮的高潮。

建立国家创业园提供创业支持保障。截止目前，由国家认定国家大学科技园115家，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124家。2010年-2013年，国家大学科技园固定资产净值总额从8.21亿元增长到53.72亿元。2013年，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总产值为144.61亿元，总收入为262.06亿元，净利润总额达到17.12亿元。

2010年至2013年，大学科技园孵化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在孵企业数量由6617个增加至8204个。其中，当年新孵企业数量维持在1800至2100之间。累计毕业的企业数由2010年的4363个增加为2013年的6515个，每年新增的毕业企业数低于1000个。

实践教学份量得到大幅强化。根据2013年494所高校的数据显示，全国高校实践(含实验）教学的学分占到24.44%，达到教育部预期的目标要求。其中新建本科院校实践教学安排份量达到了26.97%，体现了办学定位的应用性、实用性特征。根据2013年489所本科高校教学状态数据显示，489所高校当年累计有1485410个毕业综合训练课题，其中与实验、实习、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中完成的相关课题数约占71.9%。

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明显提升。根据2014年普通高校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显示，全国普通高校学生在“学科竞赛”获奖总数为59487项（469所抽样统计），其中国家级23016项，“本科生创新活动、技能竞赛”获奖总数为30004（469所抽样统计）项，其中国家级10548项。2014年全国高校学生发表论文15996篇（445所抽样统计），发表作品20949篇（册）（445所抽样统计），申请专利数4411项（445所抽样统计）。

六、“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

高校办学活力体现在学校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和学习潜能。近年来，各高校针对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以大教改思路，突破了传统局限学科内部、本科教育以及课堂教学的狭隘教学改革观，使高校教学改革从局部试点引入到全面深化。

实施拔尖学生人才培养计划，引领教育教学改革。2010年教育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计划以培养学科领军人物为目标，按照选拔一流生源、选派一流的导师、营造一流的学习环境，对人才培养进行系统综合改革，成为引领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地标。从试验效果看，进入计划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9所高校。2013届500名毕业生中，96.6%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86%进入基础学科或交叉学科领域深造、22%进入学术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就读、20%进入学科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就读；2014届近1000名毕业生中，95.4%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达到了预期目标。

实施大类培养改革，给学生二次选择专业机会。这一改革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南京大学“三三制”为代表，目的是改变我国传统过窄的专业教育，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已有29所学校实施这一类似改革措施。每个高校大类招生平均为28个专业大类，涉及专业平均为52个，平均涵盖了61%的招生专业数。在此基础上，各高校继续完善选课制改革，根据部分高校不完全统计，各高校选修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平均水平为22.10%，“985工程”高校平均水平为27.68%，“211工程”高校平均水平为27.02%，普通本科高校平均水平为19.55%。

实施主辅修改革，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这一改革旨在扩大学生知识面，实现了传统专业范围内无法达到的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受到了学生普遍欢迎。根据部分高校统计，2013年底，各高校当年修读双学位（主辅修）学生数占在当年招生数比例的平均值为13.95%。其中，“985工程”院校平均为15.21%，“211工程”高校平均为15.45%，地方本科院校平均为11.4%。实施双学位（主辅修制）已经成为高校的一种普遍做法。

除辅修专业之外，部分高校积极尝试跨学科交叉设置专业，推进文理交融。2010-2014年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的新增本科专业中，新设交叉学科专业点数占全部增设专业点数的比例从6.31%提高到了14.57%，四年时间增长了一倍多；绝对量也从2010年的119个布点增至2014年的245个布点。这说明，跨学科交叉从一种改革理念转入到实质性改革步伐。

实施精品课程及精品教材建设。课程与教材建设是提高质量的细胞。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时代，课程与教材建设赋予了新的内容与特点。“十二五”期间，教育部从提升全民素质和终身教育理念，重新规划了设置了课程与教材的基本思路，推动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建设1000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和5000门精品资源共享课。共有2790种教材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与推广。教育部审议通过了教育部负责的93种本科教材中的12种书稿和91种提纲，重点教材已出版27种。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部分高水平大学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先行先试，率先在爱课程网、网易等新媒体上建设一批广受欢迎的免费开放课程。如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北大牵头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上海交大“好大学在线”等一批中文MOOC平台。自2013年以来“爱课程”上线课程总数已达2458门，已有 5,948,767 人在中国大学MOOC上学习，大大推动了学生自主学习方式的改变。

巩固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进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许多高校在教师聘任中，把是否为本科生上课和授课质量的好坏作为教师职称晋升、聘任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中南大学实施“严苛”的“讲台令”。根据抽样调查37所地方本科高校，24所“985工程”高校，21所“211工程”高校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3年，各高校给本科生上课教授数占高校教授总数的平均值为85%，其中，“985工程”高校的平均值为77%，“211工程”高校的平均值为85%，地方本科高校的平均值为90%。

实施新生研讨课、小班课，引领教学方法改革。2003年，清华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推出新生研讨课。之后，南京大学、上海交大等名校随后跟进。南京大学于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全校新增新生研讨课23门，在这些高校的示范下，更多高校尝试开设新生研讨课。北京大学自2012年秋季学期启动“小班课教学”，全校共有16个院系开设38门“小班课教学”课程，其中大班课程开设90门次，小班讨论课450门次，参与教师350余人，听课学生10000余人次，平均而言基本达到使北大每位本科生在校期间参加1—2门“小班课教学” 课程的目标，在全国开启了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新潮流。

七、“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治理结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进入世纪特别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教育部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内外大联动，以外促内，形成了政府、高校、学生、以及社会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格局。

推进“管办评”分离，释放高校办学活力。“管评办”分离是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2010年以来，围绕建设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教育部取消22项职责，下放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直属单位13项职责，转移、委托直属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承担50项职责，精简规范23项评审项目，理顺基础教育管理等9个方面职责关系。同时还取消了一批“三评一检查”项目，总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2013年，广东省出台了关于推进扩大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36条意见，省教育厅下放了85%的对高校的行政审批权。

实施“五位一体”教学评估，实现对高校分类引导。2010年起，开展对2000年以来的新建本科院校实施合格评估，已评估143所学校，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约占全国新建本科高校总数的50%左右。从2013年起。对参加过上一轮评估的本科院校实施审核评估，完成了18所高校试点工作。强调大数据的集成应用。教育部评估中心基本建成教学基本状态国家数据库。到2014年底，全国已有陕西、湖南、福建、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的 650多所高校填报并进入新升级的2.0版数据库。

高校强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截至2015年4月，已有62所普通高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基本形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根据《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2014年度）》不完全统计，有59%新建本科院校设立了质量监控机构。通过对576所普通高等本科院校质量保障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调查，目前高等学校内部普遍设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

根据2013年577所高校教学状态数据显示，有540所高校开展学生评价，418所高校有开展同行评价，468所高校有开展专家评价。分别占整个数据库的93.5%、72.4%、81.1%。近80%高校学生评教覆盖面达到90%以上，近40%成高校同行评教覆盖面达到90%以上，约20%高校专家评价覆盖面可达到90%以上。一些大学如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在上一轮本科评估之后，坚持一年一度的自我评估。2014年，厦门大学作为中国唯一一所大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优秀原则和创新实践项目。

积极倡导专业论证和国际同行评估。一些高水平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动对接国际教学质量标准，邀请国际同行评估。在最权威的三大国际商学院认证：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美国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QUIS）中，中国有13家商学院获得了AACSB认证，有22家商学院获得了AMBA认证，13家商学院获得了EQUIS认证。从2009年到2014年，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领域已由10个拓展到2014年的14个，年度认证专业数量由30个增加到138个。目前，通过认证数量的专业由75个增加到318个，覆盖高校由51所增加到106所，大部分“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均已参加认证。2012年，中国完成了加入《华盛顿协议》的相关准备工作，并在13个专业领域开展了69个专业认证试点。

关注学生学习体验，强化学生参与质量保障。根据抽样选取的60所“211”工程院校发布的《2013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的基础数据，“211工程”院校学生对专任教师的教学满意度为88.6%。其中学生最为满意的项目是师资队伍（92.5%）和教师专业水平（90.5%），然后依次为教学质量（89.47%）、教学教风（87.75%）、教学管理（84.73%）、资源保障（84.64%）。

根据对155所新建本科院校27134名学生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情况，统计表明，新建本科院校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感到“满意”的达到46.71%，“基本满意”的达到39.9%，根据这两项指标合计出的学生对教育质量的总体满意度达到86.61%。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对1139所高校的学生满意度情况的分析：全国高校学生满意度的平均分值为4.09（五分制），这说明学生对高校总体表示比较满意。就综合满意度情况来看，全国高校的平均分值为4.09分，其中“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的分值分别为4.58和4.32。

根据227所高校《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分析，2014年高校毕业生对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感到“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占87.92%，“985工程”高校满意度高达93.24%。

鼓励第三方机构参与质量保障。截至2013年底，省一级专门的评估机构已经发展到13家。编制质量报告发布制度。2011年，要求39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编制教学质量报告，2012年，范围扩大到“211工程”高校。2013年扩大到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校。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郑海鸥 张文 时间：2015-12-5

　　“噶、咔、哈、啊……”每到周末，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的一间办公室里，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们总会为分清“圆唇不圆唇”“舌面中舌面后”“清塞音浊塞音”而“嚼得舌头打结”，却又乐此不疲。

　　“学习汉语方言，掌握国际音标是关键。”北京大学汉语方言学教师陈宝贤的周末时间总被学生占得满满当当，她笑言自己研究的是“又老又土的东西”，但大家的学习热情让她十分欣慰。

　　“记录一种方言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

　　“研四方之言，究汉语之变”，方言学研究是一门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学科，这种“研究基本靠走”的方言调查，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周朝时，中央政府就经常派人到各地采风，搜集方言俗语。西汉扬雄进—步搜集整理，并通过面询方式进行方言调查，大范围记录各地的口语词，然后将所记词语按通行的地域范围分别标注成不同类型，成就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开山巨著《方言》。

　　对于陈宝贤来说，每年抽出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到某个方言区做调查，也是必修课。“我们选定的方言点，通常都在方言保存得比较‘鲜活’‘正宗’的偏远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是常有的事。”

　　调查队伍在山里扎下点后，大家会分头寻找，严格筛选方言纯正的发音人。“首先会让发音人录一个声、韵、调表，我们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然后让老乡用方言讲一个当地人经常说的故事，录成一段成篇语料。最后，我们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合，用一周左右时间做集中分析，出炉一份调查报告。”陈宝贤介绍，现在条件好了，可以录音录像，以前完全靠耳朵听，得迅速反应，再飞快记录，“很苦，但我每年都很期待这一个月的到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方言》季刊主编麦耘致力于方言研究已经30余年，到现在仍保持着做方言调查的习惯，“不然心里会发慌，就像打仗没有补充弹药一样。”麦耘说，“要全面记录一种方言，一般需要调查3000个以上的字音，至少两三千条词汇，以及依不同需要而数量不等的语法例句。”研究体量之大，可见一斑。

　　为戏曲传承提供发音的“教材”、帮助刑侦锁定犯罪嫌疑人，方言研究有妙用

　　“方言研究有意思吗，有意义吗？”方言研究者常常被这样问。在麦耘看来，方言是诸多文化社会信息的集合体，隐藏了诸多密码，一旦破解，能够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方言学能帮助传统戏曲更好地传承。”陈宝贤说，“戏曲一般都是口耳相传，学生通过模仿师傅唱腔来学习，有时唱得不对，师傅也弄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方言学可以通过对古音、方言的研究，用国际音标准确标出戏曲的发音特点，相当于提供了学习发音的‘教材’”。

　　在辅助刑事侦查上，方言学也大有可为。麦耘回忆，他曾参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粤方言语音的同一认定方法”这一声纹鉴定课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打电话勒索，录音被保留下来，但抓住嫌疑犯后，如何确定嫌疑犯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呢？这就需要根据方言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进行语音同一认定，这将给案件侦破提供有力支撑。”

　　“一句话其实会‘暴露’一个人的很多信息，”陈宝贤说，“我们会去探讨，这句话是哪里的口音、语法语序有怎样的特点、有没有用到方言词等。方言研究就像一个解密的过程，很有乐趣、很有意义。”

　　新技术、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也推动了方言学研究与时俱进。创刊于1979年的《方言》季刊，一直是汉语方言研究最重要的学术阵地。“我们正努力推进方言研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比如，运用声学检测、心理感知等实验手段研究语音，用系统比较方法来研究汉语各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从方言分化、方言接触或自然演化等角度去说明方言的历史等等。”麦耘说，“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方言学界创新的主要方向。”

　　“方言是语言学上珍贵的历史标本，消亡很快，保存工作必须赶紧做”

　　常有人忧虑，普通话的普及和方言的传承，是否是个单项选择题？

　　事实上，普通话并不是一个当代概念。汉代扬雄《方言》所称的“通语”、晋代郭璞《方言注》提到的“北方通语”、隋唐宋《切韵》《广韵》《集韵》等韵书所代表的“正音”、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的“天下通语”，都指向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在陈宝贤看来，国家推广普通话，加上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的确影响了人们的语言态度，压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但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理论上，方言与普通话是可以而且应该共存的，正如属于全国范围的文化与各地独有的文化的关系一样。一方面，为了推广普通话而人为压缩方言的生存空间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为了保护方言而对普通话的普及采取反感的态度也不妥。”麦耘说。

　　矛盾必然会有。即使不考虑语言政策的因素，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普通话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大；方言，尤其是一些小方言，生存空间会缩小。从方言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遗憾。

　　不过，大方言并不会消亡。麦耘说：“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各种方言一直在向共同语靠拢，同时又有与共同语不一样的各自发展，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博弈，使方言的差别保持至今，又不会变得完全没关系。与历史不同的是，今天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特别快，向心力特别强。”四川师范大学周及徐教授认为，“我们不能阻止语言融合，毕竟我们不能阻挡历史潮流。”

　　“记得住乡愁，不能少了听得见乡音”。作为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承载者，许多地区和文化团体开始将方言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以各种形式“为方言建档”，“以乡音载乡愁”。

　　保存方言，单靠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麦耘和陈宝贤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场比赛以微信为平台，人们通过分享语音、视频参赛，还能与天南海北的老乡畅聊乡音乡情。“这种比赛不是学术活动，带有娱乐色彩，容易得到大众欢迎，也有利于唤醒人们对于传承方言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表示。此外，比赛也在客观上为方言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频、音频素材，让大众参与与学术研究形成良性互动。

　　“任何方言都承载着地方的文化痕迹，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是语言学上珍贵的历史标本，要将语言的历史保存下来。”周及徐认为，方言的消亡很快，保存方言的工作必须要赶紧做，“现在我们研究四川方言，很多时候都去找六七十岁的老人，因为年轻一代对方言的熟悉度已经大不如老一代的四川人，如果现在不去记录和整理，也许三四十年后，很多方言就会消失，这是很可惜的。”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赵秀红 时间：2015-12-5

　　“我认识一个女生，她埋头试图从几百个石墨烯样品中找到一个规律，然而有一天，她换了一个实验室，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我还认识一个男生，今年延期毕业，只因为他想看看把数学、物理、计算机糅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这群人在4年前被一本全校培养方案搞得手足无措，但后来却能从容地享受元培带给他们的一万种可能。”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5届毕业生张璐雅曾在毕业典礼上如此袒露心声。

　　元培学院是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试验基地。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像这样人才培养的改革和探索在不同类型的高校都在发生。以质量为核心的高教改革，最终的落脚点在学生的培养上。

　　5年来，围绕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任务，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计划、重大工程，在全国各地各高校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试点，引导并推动各地各高校大胆探索与创新。在今天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高等教育评估组组长邬大光概括了“六个大”：大格局、大工程、大协同、大实践平台、大教改、大联动。

　　大调整大投入，构建人才培养新格局

　　一个八级钳工对于一个车间的重要性和一个顶尖学科带头人对于一个实验室的重要性，很难说孰轻孰重。他们都是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也都是高等教育培养的目标。

　　邬大光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到一组数据的对比：

　　2009年以前，新建本科院校自觉面向地方（行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比例不足80%。

　　而2014年，接受合格评估的新建本科院校将办学目标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本科的比例为100%。

　　转变的动因有顶层的设计，尤其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重新规划了科类结构与区域布局结构，同时也有高校自身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2013年6月，由全国30多所院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截至2014年4月，有178所地方高校加入，致力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之路的探索。用异军突起形容新建本科院校不为过，它们分布于全国201个地级城市，覆盖全部地级城市的60.36%，极大改变了高等教育格局和结构。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针对制约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整合并形成了包括“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东部对中西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等为主要标志的10项建设计划。其中，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央财政拨款100亿元，支持24个中西部省区100所地方本科高校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多项计划实施后，中西部高等教育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体量不断增大，办学能力不断扩大。仅一个数据就能说明这一变化：2012年—2014年，97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扶持高校，在竞争力评价排前20%高校的数量由9所提升到13所。

　　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投入的加大。在过去5年，高校生均拨款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从提高生均拨款水平、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给予专项支持等三个方面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比如，“十二五”期间，新一轮“985”工程共投入中央财政专项资金335亿元。

　　大调整、大工程、大投入，使得人才培养能适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需求。“2014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5.83%，比2009年提高5.93个百分点。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

　　试点先行多元化尝试，全方位深化改革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对方好像不屑于中国科技人员的基础创新能力，施一公“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这个教授回敬了一句：“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500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有关人才培养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其实，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已有颇多共识，但重要的是，怎么去改变？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这5年来，国家通过制订一系列计划，推进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邬大光称之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又一大亮点”。

　　这5年，实施了“卓越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中学生英才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试验计划。全国重点建设了833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和一批全国大学生创业实验室，吸引了一大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形成了产学研合作的新机制。

　　就“卓越计划”来说，共有208所高校的1257个本科专业点、514个研究生层次学科点进行改革试点，10415家企业参与实施。各高校以卓越计划为突破口，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从目标达成情况来看，系列卓越计划实施以来，培养了一批获得行业认可、具备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

　　改到深处是教学。高校不能因材施教、创新能力不足都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焦点难题。“各高校针对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以大教改思路，突破了传统局限学科内部、本科教育以及课堂教学的狭隘教学改革观，使高校教学改革从局部试点引入到全面深化。”邬大光说。

　　这5年来，各高校通过深化学分制、弹性学制、主辅修制、学科交叉、小班授课制等个性化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南京大学“三三制”为代表，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已有29所学校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改革措施，为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选择。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在进行多元化尝试。2010年教育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从试验效果看，2013届500名毕业生中，96.6%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86%进入基础学科或交叉学科领域深造、22%进入学术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就读、20%进入学科排名前10的世界顶尖大学就读；2014届近1000名毕业生中，95.4%进入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继续深造。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足，过去一直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又一软肋。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教育部提出一系列要求，通过构建大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大实践平台、形成大实践成果为目标，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下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评估组的报告显示，根据2013年494所高校的数据显示，全国高校实践（含实验）教学的学分占到24.44%，达到教育部预期的目标要求。

　　“管办评”分离，激活高校办学活力

　　这几年，高校里有个新动向，就是倡导专业论证和同行评价，有国内的同行，也有国际的同行。一些高水平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动对接国际教学质量标准，邀请国际同行评估。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治理结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邬大光说，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教育部以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内外大联动，以外促内，形成了政府、高校、学生，以及社会共同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格局。

　　“管办评”分离是高等教育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2010年以来，围绕建设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教育部取消22项职责，下放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直属单位13项职责，转移、委托直属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承担50项职责，精简规范23项评审项目，理顺基础教育管理等九个方面职责关系。

　　从外部环境来说，高校办学活力得以释放，但是高校内部必须强化治理结构，以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截至2015年4月，已有62所普通高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基本形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根据《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2014年度）》不完全统计，有59%新建本科院校设立了质量监控机构。

　　饭菜是否合口味要看食客评价。这几年，关注学生学习体验，强化学生参与质量保障，树立以生为本的意识，成为高校教育质量保障的一个亮点。根据抽样选取的60所“211”工程院校发布的《2013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的基础数据，“211”工程院校学生对专任教师的教学满意度为88.6%。

　　统计报告显示，高校建立了质量报告发布制度，接受第三方评估。2011年，要求39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编制教学质量报告；2012年，范围扩大到“211”工程高校；2013年扩大到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校。截至2013年底，省一级专门的评估机构已经发展到13家。

　　“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以质量建设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契机。”邬大光总结道。

时间：2015-12-08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北京时间12月7日晚8点，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演讲。9点一刻左右，屠呦呦作为第三个演讲嘉宾出场，用中文发表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说。

　　这是诺贝尔基金会举办的年度科学庆典——诺贝尔周活动之一。屠呦呦于当地时间12月4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6日参加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10日她还将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演讲中屠呦呦还讲述了40年前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蒿素的艰苦过程。由于几十年前中国的科研条件十分有限，青蒿素的发现十分不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已经有数千例的疟疾患者得到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屠呦呦引用毛泽东

　　屠呦呦同时对国家的信任表示感谢，并强调了中国传统中医药的价值。屠呦呦引用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屠呦呦说，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最后，屠呦呦引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作为演讲的结束语，并祝在场的科研工作者们再各自研究领域都能再上一层楼。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来源：光明网 作者：高玉 时间：2015-12-18

【光明日报·文荟·专题】

　　近年来，随着北大、复旦、北师大、人大等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学院纷纷创立名称各异的文学创作专业，大学中文系究竟能不能、应不应该培养作家，作家是不是被“教”出来的，这些问题再度成为文学界和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大学中文系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文学教育应该教什么，怎么教？两位高校一线的文学教育工作者表达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如何不做“屠龙术”

　　大学教育中，专业和专业技能是两个关键词。老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专业”是这样解释的：“高等学校的一个系里或中等专业学校里，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业分成的门类。”文学作一种专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文学的专业技能是什么呢？或者说，与文学作为专业相对应的社会职业是什么？文学教育如何付诸实践？

一

　　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目前中国大学文学教育“教”了些什么？而接受了这种教育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文学教育和职业之间有什么关联？

　　关于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目前中国大学的中文专业，不论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不论是专科学校还是职业学校，文学教育的内容和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即以文学史为核心，重文学知识教育。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主干课通常有：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等，其他选修课则是围绕这些主干课而展开的，少数大学则有一些特色课，比如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等。教学内容上主要是文学知识，诸如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等，即使是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这是“文论”四大课，基本上都是文论知识介绍。大学毕业条件，除了各门功课考试成绩以外，还有一篇毕业论文，论文写作可以视作“实践”，但它是科研性质的、学术性质的，可以是关于文学的，但不能是文学创作。

　　第二个问题则相对复杂些。中文专业的学生就业趋向没有确切的统计，但大致来说，主要有这样一些职业：中小学语文教师、报刊杂志编辑、出版社编辑、新闻媒体记者、政府机关文秘、企事业文秘等。其中最大的就业群体是语文教师。但“语文”和“文学”是两个显然不同的概念，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课文相当一部分是文学，但非文学作品更多。中小学语文教育从根本上说是文字和文章教育，课文即使是文学作品，也主要是从文章的角度来教学的。所以，中小学语文教育并非中文专业的职业对应，大学中文专业所进行的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其实并没有直接的用处。至于编辑、记者和文秘，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文字和写作的工作，文学对他们的工作当然也会有所帮助，但文学及其写作显然不属于他们的职业技能。

　 二

　　文学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人类很早就产生了作家、诗人。文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阅读和欣赏文学包括看影视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的中国也有很多作家，有的是职业的，即以写作为生，有的是业余的，即兼职作家。还有大量的文学写作者，他们写作纯文学作品或者准文学作品，他们甚至不能称为“作家”，但却是一种广泛的存在。

　　但作家的产生总体来说并不是大学中文系文学教育的结果。大学文学教育主要是教授文学知识，同时注重文学评价，但作家并不需要多少文学知识。作家需要的是创造性，是对文学的感悟，是对生活的理解与体验以及独到的发现和认识，是文学写作技巧，而这些都不是通过当今的中国大学文学教育能够得到的。对作家来说，除了先天的文学天赋之外，后天最需要的是生活经历和体验，是阅读和理解，是写作训练，而当今大学文学教育恰恰不提供这些。

　　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很多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但他们成为作家与中文教育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当代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出身于大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等专业，而很多作家包括著名的作家甚至只是小学学历，比如莫言、残雪都没有读过中学。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学文学教育程度越高，产生的作家反而越少，比如中国当代作家中，读中文本科之后成为作家的还有一些，而读完文学硕士、文学博士之后成为作家的则依次减少，因读文学博士而成为作家的人极为罕见。

　　理论上，专业学习和工作职业具有对应性，比如学习建筑专业以后就从事建筑工作，学习机械制造专业以后就从事机械制造工作，学习新闻专业以后就从事新闻工作，学习法律专业以后就从事法律工作，这叫“学以致用”和“学为所用”，也是理论付诸实践。这里的“学习”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也是学习专业技能。但现实的文学教育作为专业则不是这样，首先它只有专业知识而没有专业技能，其次它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脱离的，文学教育培养的不是文学实践者，文学实践者不是文学教育培养的，文学教育是一个系统，而文学实践则是另外一个系统，前者属于教育系统，后者属于文联系统，两者在行政上和业务上不关联。最后是文学教育成了一种“屠龙术”，即学无以致用。

　　三

　　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应该改革。而如何改革，我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一是解决文学教育和文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二是解决文学教育中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相一致的问题。文学教育不能封闭起来自我循环、自产自销。

　　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应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当代文学从作家成长和创作的角度来说，其实还是一种“自然”“自为”的状况，即作家更多地是凭自己的天赋和热情而成长起来的，而文学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政府也从行政上设立了一些机构比如作家协会为作家服务，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专职作家计划、作家扶持计划、作品扶持计划、文学奖励措施等来帮助作家成长，其成效如何，尚存疑问。作家的成长最需要的是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对于作家来说，最好的帮助是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文学鉴赏能力、文学理解能力，当然还包括对生活的反思能力和认识能力，这都是大学教育能够做到的，但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并没有做这些事。大学文学教育应该发掘作家、引导作家，应该为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学生提供帮助。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教育应当改革，应该改革以文学史、文学知识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应该重视普通文学教育、泛文学教育，应该更重视写作训练，更重视文学批评教育特别是文本细读训练。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之初，大学非常少，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人非常少，所以，那时的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专家学者，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迅速扩张，大学已经从最初的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文学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素养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学非所用”，这是目前文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在这一意义上，中文专业改革应该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应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从就业的情况来看，中文专业的专业技能不是固定的，是相对宽泛的，比如师范技能、文秘技能、编辑技能等，但比较公共性的技能则是写作技能。写作技能作为中文专业技能，不应该局限于文学创作，而应该是广义的文章写作，文章写作不论是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还是文秘工作，还是编辑工作，都是非常有用的。能够通顺地写文章，我认为这是中文专业最基本的功夫。

　　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学术研究人才，这种学术人才除了在大学里进行自我繁殖以外，社会上很少有市场，即使是在文联作协系统也很少有市场。准确地说，在当代中国大学中文系里，文学不是专业，文学研究才是专业，相应地，培养的不是文学人才，而是研究文学的人才，专业是文学而专业技能则是研究文学。在大学中文系里，文学写作是不务正业，老师和学生都是如此，论文写作才是“正业”。大学教师业绩考核和职称评定，都是以学术论文和专著为标准，而文学创作则什么成果也不算。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深刻反思和改革。

　　总之，中国当代大学文学教育一方面应该重视文学写作，另一方面教学内容应该更加宽泛，更加实用，要适应就业和社会生活，即具有实践性，要学以致用。

来源:人民网 作者：苏秦时间：2015-12-2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是引领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尤其不同寻常，因为它不仅要定调明年的经济工作，还要擘画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思路，原因是，今是“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明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很显然，如何更好地继往开来、开好新局，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寄予厚望。

　　纵观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用一系列数字涵盖，比如五个“主要任务”和十个“更加注重”等等。五个任务即：解决工业产能过剩、去库存、去杠杆、降低企业成本、改善薄弱环节。十注重包括稳定经济增长、实施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促进区域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改善民生、进行资源配置、扩大对外开放。无论五任务还是十注重，都是明年乃至未来多年需要狠抓不懈的发展要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一年多来，公众对经济新常态已不陌生。经济新常态的表达，最早出现在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新常态重点强化，而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意味着所谓的新常态不是暂时的简单定位，而是趋势性的全盘判断。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理念，显而易见，五大发展不只是指导明年经济发展的走向，而是指导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走向。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就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说到供给侧改革，不少人或许觉得有点陌生甚至生僻，但是仔细品读，便知这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大动作，这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有益也是有力调整，意味着向着更健康方向迈进，最终实现稳定持续发展，让亿万民众受益。

　　很多网友非常关注本次会议对房地产的表述：“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不难想象，限购令一旦解除，房地产市场将迎来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不难预料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一定加快，无论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加快农民工进城落户，对农民工来说都是利好。目前困扰农民工进城的一大难题是住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出加大城市房屋租赁市场建设，还提出化解房地产库存，直接受益者将是亿万农民工。

　　“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意味着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一方面应看到，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另一方面也不应回避，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亟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中央对中国经济有准确把脉，有清醒认知，更有一揽子计划，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的重要理由，也为“十三五”时期发展顺利开局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来源：半月谈网 作者：王静时间：2015-12-24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教育时，要求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促进机会公平、推动资源配置公平，还是实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全覆盖，都记录着我国教育公平行进的一串串足迹。而这一年来，免除杂费、增加经费、提高待遇、改革高考，这一系列惠及教师与学生的政策也都相继出台，使中国教育改革向公平迈进了一大步。

义务教育公平的“新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和城镇学生的生均经费存在差别，农村学生总体低于城镇学生。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两免一补”，学生上学负担减轻

　　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不管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不管是公办学校学生，还是民办学校学生，只要是义务教育学生，都将不用再交学杂费、教科书费了。

　　与此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也将得到政府提供的生活费补助。为了实现这“两免一补”政策，政府明后年将新增财政投入150多亿元。

　　农村娃进城上学“钱随人走”

　　“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就是要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问题，推动‘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通俗地讲就是“钱随人走”。那么，哪些钱可以随人走?

　　财政部、教育部介绍，一是“两免一补”资金，学生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可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另一个是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由国家统一确定基本补助标准，学生无论在哪里接受义务教育，国家都会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对学校足额安排公用经费补助。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的制度实施后，大约1300万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将会直接受益。

　　对民办教育“一视同仁”

　　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新政策还体现了对民办教育的“一视同仁”。

　　财政部、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解释，此次出台的政策出发点，就是要切实履行政府为全体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职责，对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一视同仁”，都可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根据《通知》，民办学校学生免学杂费标准，按照中央确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执行，民办学校收费标准高于基准定额部分，由学生家庭负担。国家对民办学校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此外，民办学校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一样，免费获得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资金由中央全额承担。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照5:5比例分担。

　　高校招生改革，教育公平一大步

　　高考，是国人关心的大事;高校招生改革，一直都备受关注。去年国务院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今年2月，教育部下发通知逐项细化明确工作要求。一年下来，亮点纷呈。

　　高考加分项目大幅“缩水”

　　按照新政策，今年1月1日起，将取消取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共5项全国性加分项目。

　　而5项全国性加分项目被保留和完善，包括“烈士子女”“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同时，地方性加分项目也大幅缩水。根据此意见，今年起，取消地方性体育、艺术、科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加分项目，各地还要大幅减少其他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原来没有的加分项目，不得新增。

　　有特长的考生该咋办?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表示，考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可作为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优先给予初审通过的条件。

　　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5万名

　　谁说寒门难出贵子?据通知，今年将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三大专项计划，以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渠道。

　　其中，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今年安排招生5万名农村优秀学子，实施区域为832个贫困县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甘肃等省区。

　　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的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上，也规定招生计划不少于学校本科招生规模的2%，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优秀农村学生。

　　同时，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也将继续实施，由各省(区、市)本地所属重点高校承担，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3%，实施区域、报考条件和录取办法由各省(区、市)因地制宜确定。

　　自主招生将在高考结束后进行

　　2015年起，所有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考核均统一安排在高考结束后、高考成绩公布前进行。

　　2月底前，试点高校发布年度自主招生简章。根据规定，4月底前，试点高校要完成审核考生材料并进行公示的环节，而自主招生考核时间集中在高考结束之后的6月10日至22日。

　　在招考内容上，今年自主招生对考生的申请条件更加明确、细化，或限定获奖情况，或要求学科水平，审核标准上较往年更为严格。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今年对申报专业新增系列限制，例如“在省级(含)以上数学、物理竞赛获奖者，以及全国信息类竞赛和科技创新竞赛获奖者，限报教育学、天文学和哲学专业”等。

　　此外，对自主招生规模，国家也将严格控制，现阶段不扩大试点高校范围和招生比例。

　　教师改革，打造一流教师队伍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教师是青少年人生的引路者，文明的传承者，道德的示范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正在逐步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都指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小学教师队伍发展，均为尊师重教的大手笔。

　　教师待遇提高，越艰苦待遇越高

　　去年，有媒体曾经“起底”中西部基层教师的真实收入情况，一位在河北某县(市)工作15年的教师称，每月发到手的工资约2000元，只有年底才发些取暖费，除此之外，没有奖金，也没有年终奖，仅能解决温饱。

　　这不是少数基层老师的心声。说起待遇，很多老师都曾自嘲“整天围着学生转、操心多压力大;事业想上升，渠道却狭窄;工资待遇低，只能够温饱。”

　　再不能寒了老师们的心!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明确提出，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并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逐步形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

　　老师们的待遇提高了，越是在艰苦的地区就越受照顾了，这样一来，老师们工作就更安心了。尤其是对乡村学校来说，不用再担心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了。

　　中小学老师也能评“教授”了

　　想评“教授”，却面临只能评“副高”的职业“天花板”;只擅长教学，却不擅长做科研写论文，就很难获得相应的职称和待遇;职称评定甚至还有暗箱操作、走后门等“潜规则”……

　　长期以来，说起职称，不少中小学老师都很闹心。如果不解决困扰在老师们心头的难题，整个教师队伍都会寒心，又怎么会有动力好好教学生?为此，在今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给老师们送出了一个大“红包”，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这其中就包括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原本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被统一为初、中、高级，并设置正高级职称;修订原有职称评价标准，更加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并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

　　这意味着，基层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天花板”将被打破，更多的一线从教老师也有机会评上“教授级”职称了，老师们也就更有动力提升教学工作了。

　　教师资格证实行全国统考

　　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从2015年考试正式实施。改革后将实行国考，考试内容增加、难度加大。改革后将不再分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区别，想要做教师都必须参加国考，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教育部宣布，中小学生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试点范围将扩大。试点区内，教师资格考试有效期为三年，教师资格证须每五年注册一次。教师资格终身制被打破。

　　据悉，目前的教师资格考试仅考查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改革后的统考将增设综合素质、学科教学能力的考查，突出对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考查。

　　在校大学生可休学创业

新学期,梁优又没有在学校里出现,这已经是他休学的第二年。

　　学校里已经没有他的同学了。除了梁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11级的同学们今夏悉数毕业,多半去做了律师,这是他们最经典的就业道路之一。梁优理应是“同道中人”,可他却“出轨”了,选择创业,并且休学。

　　“创业”这个当下最时髦的潮流,卷进许多不甘现状的人投入它的怀抱。他们多数年轻,充满激情。而他们当中最年轻、最有激情的,莫若大学生。也许就在两三年前,你还没听说过“休学创业”这个概念,但是对于时下的大学生们来说,“休学创业”已不再“奇葩”,也不再是只属于美国的扎克伯格们的“天方夜谭”,而是成为政策支持的一种选择。

去年底,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到:“各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再次提到:“各高校要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特立独行的梁优因此不再是一个人,像他一样选择休学创业的大学生,陆续在各高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