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副业一向为农家重要收入来源。50年代初，有编结、纺纱织布、做竹篮、推（做）草鞋、搓草绳、编草帘、编稻草饭窠、养猪羊、贩蔬菜、贩蛋、自行车带人、泥木工、剪羊毛、车锭子、扫狗尿硝、凿马桶砂、摸鱼捉虾、出租汽油灯、出租被头、出租轿子、磨刀剪、斩砧墩、红白事厨司工、茶担、吹打等。50年代农业合作化后，各种副业逐渐消失，尚剩的养鸡鸭、泥木工、裁缝和一部分劳务等副业也受到限制。70年代中期起，副业发展，门类多样，养猪、养毛兔、做小生意、出售自留田蔬菜、编结为主要副业。

1929年（民国18年），上海县第二区五口“中人之户”，年副业收入13.75元（银圆），占总收入11.76％，塘湾乡高达30～40％；颛桥乡89.9％农户兼营手工业、商业。50年代初，新泾区诸翟乡702户农户，约半数兼营商贩。1955～1957年，上海县农户人均副业年收入依次为21元、24.6元和30.4元。1974年，全县农户户均副业收入211元，人均57.70元，分别占年总收入22.96％和23.68％。400户农户调查，1981年和1984年人均副业收入分别为97元和168元，占当年总收入19.7％和18.4％，1985年达515元，占全年总收入52％。

1977年上海县194户农户家庭副业收入典型调查

单位：元

副业类别

总 额

人 均

劳 均

农业人口 682人

合计

劳动力501人

36704.04

53.82

73.26

养猪

手工编结

自留地

禽蛋

捕鱼捉虾

竹园

养羊兔

肥料投资

出售91头纯收入336.70

17791

11512

3019.34

493

149

626

2777

0.49

26.09

16.88

4.43

0.72

0. 22

0.92

4.07

0.67

35.51

22.98

6.03

0.98

0.30

1.25

5.54

纺织 清咸丰《紫隄村志》载，诸翟一带“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功，赡八口而有余”；道光《蒲溪小志》载，七宝一带“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田家收获，输官偿租外，未卒岁而室已空，其衣食全赖以出。”织妇精敏者日织一匹半，一般日可1匹（俗称“个”）。民国初年至解放前夕仍为家庭主要副业，农家普遍织布。1929年（民国18年），上海县第二区五口“中人之户”，年织布50匹，每匹可得利0.20元（银圆），占副业收入72.7％。1949年上海县塘湾、颛桥两乡织户占全乡农户60％。解放后织户逐渐减少，织布业绵延不绝。1953年，塘湾区大树乡695户，织户更达90％以上，织布收入占副业收入69.7％，20％的人家常年操持。1954年9月，龙华区莘庄、七宝、里塘、莘南、莘北、南张、宝南、朱行、电讯、牌楼、梅陇、上中、漕北、华中等乡镇织户2830户，织布9015匹；新泾区10乡有1995户仍织土布，3户以此为生。棉花实行统购后，织布者日少。“文化大革命”中又兴盛一时，直到1978年，莘庄公社春申桥及北桥、鲁汇、杜行公社一带还有人织布。 1989年还有老人为人加工，可日织l匹，每匹加工费5元左右。

编结 刺绣 编结。民国初年发轫于漕河泾、七宝、龙华一带，为编结行加工，收取加工费。1924年（民国13年），编结者约有2500余人，1939年增加一倍，1949～1954年七宝、莘庄、梅陇、颛桥等地均有5000余人。后渐减少，70年代又发展，1985年上海市手工艺品厂厂外业余编结人员10余万。30年代，编结者一般日收入0.40元（银圆），解放前夕7～8升米。50年代后，长期1元左右。1974年户均收入29.52元。80年代初，一般者日收入2元，后约5元，快手可倍之。1985年上海市手工艺品总厂外发加工费1460万元。

刺绣。清末始于浦东三林地区，妇女十之七八以此为副业，1957年尚有4000余人以此为业。后一部分人进厂当工人专业刺绣，大部分业余刺绣自用。80年代后期，浦东4乡农妇普遍用家庭电动缝纫机“踏花”，机绣出口绣品，如加工货源充沛，人日收入最高可达50元。

养殖 养猪、鸡、鸭、羊、兔，向为农村重要副业，家家养鸡养鸭自食，少量上市。1959～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城镇、农村养兔成风，以补肉食不足。“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地区规定一农户只能养一鸡一鸭，不准上自由市场出售。80年代初发展家庭鹌鹑、毛兔养殖。1985年，全县养兔户4.5万户，圈存量80.3万只，收入2287万元，有的年收入达万元。华漕等近郊地区农家发展城市泔脚养猪，每猪可得利百元以上，至有一家圈养二三十头，一年出售3批，可获利上万元。家庭养鸡，专供上市，收入也颇可观，每鸡可得利2～5元，有的一年饲养数百羽。1974年，全县农户户均养殖收入105.88元，占当年副业收入50.2％，占户总收入11.5％；其中猪、猪肥收入101.11元。对40户典型户调查，1983～1985年户年均养殖收入依次为37、39和191元，是当年家庭副业收入24.2％、29.2％和37.1％。

自留地经营 诸翟、华漕、新泾、虹桥、龙华、梅陇等一带，对自留地精耕细作，种植细品种蔬菜，抢种时鲜货，到上海市区出售，每有好价可卖，是主要的家庭副业收入。县内南片、东片地区，以种植瓜果、蚕豆、毛豆等长期作物为主，到附近集镇出售，收入不高。梅陇种植鲜花，鲁汇、杜行栽种果树等，获利颇丰。1974年，全县每农户自留地平均收入59.90元，分别占当年副业收入和总收入28.4％和6.5％。对40户典型户调查，1983～1985年户均年收入依次为59、84和217元，分别占当年家庭副业收入38.6％、50％和42.1％。

商贩 50年代初，以贩卖蔬菜、禽蛋、水产、粮食为多，诸翟一带有卖酒酿、贩柴草，塘湾有贩土布。1953年，上海县塘湾区大树乡50％农户兼业小贩；新泾区诸翟乡702户农户半数以上兼业小贩以补家用，日赚0.70～0.80元，占家庭收入30～50％。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兼业商贩基本消失。如商贩较多的诸翟乡，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前有商贩280多户，后230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后基本不再兼营商贩。南、北乡自然村1949年商贩62人，1955年仅剩 6人。1979年后，商贩又有复兴，贩卖鲜鱼、蔬菜、西瓜甜瓜、水果、香烟。迷信品等，有的申请营业执照，开什货店、餐馆，专业经营，获利甚丰，高者日赚数十、数百元，不少人因此而发财。

采集药材 龙华、七宝一带农户采集蟾酥、芦根、茅根等野生药材，采集季节一般可收入三四十元。

民国时期举债多经中间人（俗称中人），订立借契。30年代初，商户借贷分长短期，或央中人，或以货物向典当抵押，多以货币结算。抗日战争胜利后货币贬值，以白米或棉花、棉纱计值，通常用白米。借贷形式主要有两种：商户短缺头寸，一般人家家计遇缓急，婚丧急需，举会以解一时之困；农户青黄不接，小本经营亏蚀，病急求医缺钱，多举高利贷。解放后，亲友间互通有无，多不立借契、不计息。近年有立契、计息，不普遍。

高利贷 民国时期，以日计息，通常20～30％，称二分利、三分利，也有五分利。超五分利则称“印子钱”。借贷按例“四不借”：无保人不借、无田地不借、无房屋不借、无劳力不借。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名目有“押红契”，以地契作押，逾期则田地作抵。有“放青苗”，贫户青黄不接之际遇天灾人祸，青苗作押，夏熟归还。或按收成六折贱价预卖，称“轿前拜门”，又称“先扣三分钿”，债主于借本中预扣利息；“炒三斛”，又称“放债米”，贫户青黄不接时借米，秋收归还，期约4个月，期短利重，1石白米利5斗，或借6斗还1石；“印子钱”债期半月，日计息，或合计本息每日分还。举借高利贷者，往往因之倾家荡产。50年代高利贷绝迹。80年代又有出现，暗中放贷，多系商贩为筹措资金借贷。债期一般4个月，四分利。

做会 一般一人（称会首）发起，邀请亲友或左邻右舍入会，以凑“会”脚，六七人、十数人不等。每一会脚每次付一定款项，轮流缴一人。第一次会款由会首收取，再定“会脚”收款顺序。又有“摇会”和“标会”两种。抗日战争前物价稳定，大多用“摇会”、按摇骰子得点数高低，决定得会者。“标会”又称“强盗会”，流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会脚”投标多寡决定得会先后。举会日，各会脚在纸上各写标数，当众开拆，投标最低的先得会。每脚10元的会，如投标最低的为8.20元，该人首先得会，其他会脚只需缴8.20元，别人得会，则需缴足10元，以此类推。抗日战争前会款用现金，一般100～200元，30年代七宝镇有的高达500元。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货膨胀，大多改用米、棉结算，一般一会50～100石白米。会首所收会款称“头会”，收头会须设酒宴请会脚，故又有“贪嘴男人勤合会”之谚。做会是主要的民间借贷，商贩、居民以此互通缓急或筹款，甚至集镇家庭主妇也乐此不疲，会额大小悬殊，以小额为多。另有“照顾会”、“捧小鸡会”等名目。50～60年代，做会仍行干民间，其后绝迹。

互助借款 俗“救急不救穷”，亲戚、邻里之间互通缓急，视为常事，额小，不计息。70年代前还有互助性质不计息的“单刀会”。70年代始，农民大多翻造新房，向邻里、亲友借钱，数年还清，不计息，还钱加礼。80年代后，因嫁女、娶媳、造房，商贩筹资做生意，民间借款更为频繁。商贩借款大多立契，通常以银行或高于银行利率折息。一般小额借款，随借随还，极为平常。

传统重农耕，家有数亩土地视为稳当的产业，不得已弃农从商务工。本世纪初，渐有人到上海谋职。30、40年代近上海市区的虹桥、北新泾、漕河泾、龙华等地许多农村妇女就业于纺织厂、烟厂。有的男子开店当老板，或到店家学生意。50年代初，土地改革后，城乡有文化青年希望到上海市区工厂当工人，或在党政机关工作，不少店摊业主因分得土地转业务农。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除考入大学、中专外，绝大部分农村青年只能在本地务农，进工厂当工人成为大部分农村青年理想，农村长年流传“手拿铁鎝柄，眼望高烟囱（指工厂）”的说法。60、70年代，公社、大队企业发展，农村青年又以当社队企业职工为荣。80年代后就业机会增多，大部分青年进乡村企业，或到上海市区工厂谋职，或开店设摊从商，或承包某种副业生产，棉粮地区常年务农者已不多见。又因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大批土地，按政策吸收“征地工”，许多年收入三四千元以上的虹桥、龙华、新泾等地农民嫌工厂工资低、工作紧张，不愿进工厂；收入较差的棉粮地区青年则希望国家征用土地而可进厂当工人。集镇青年，50～70年代希望进全民所有制工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因大批人上山下乡当农民，则希望留镇谋就一职，不计较职业。80年代则希望通过进大学深造谋得较好职业，次而进全民所有制企事业，也有人辞公职开设个体户店摊谋求发财，还有人通过各种途径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求职。